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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吊死，再糟也不过如此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上帝害怕的犹太人。如果你手按在《圣经》上对我庄严发誓，不把我的偷窃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的命！”祖父发了誓，这个人从此未被枪决。但是大笔金钱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双重打击损害了老格劳斯鲍姆的健康，使他在数个月后轻而易举地成为肺炎的牺牲品。
我称他“老格劳斯鲍姆”，因为他是一个有11位尚健在的儿子和无数孙子孙女的大家庭之长。他在一张大照片里的形象活在我的记忆里——他正直、爽朗、留灰黑胡子、戴室内小帽，神情严肃，目光中闪烁出一丝宗教的狂热。年轻时，我听到许多关于他对宗教极其虔诚的故事。那些故事特别强调在他住房隔壁有一间学习室，学者和信徒上那里做祷告和研究。很久以后，我的叔叔及其儿子讲给我听的故事却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在祖父家里受到的培育严格得人人感到压抑，而且他绝对禁止他们参加各种娱乐或世俗的活动，甚至严格禁止吹口哨。然而这位蓄须的可尊敬的老人仅仅56岁就过世了。
在从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的父亲携带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底层客厅里向弟弟妹妹们展示，可他放的唱片竟然只有口哨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时祖父从楼上书房里冲了出来，喊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我的父亲一边笑一边大声回答：“爸爸，不是我们，是唱片。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唱机吧！”在我的叔叔威尔叙述事情的原委后，祖父没说一句话就回书房去了。毕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财神爷”对立。
我记得我们在第128号街上那座住房里的一架唱机。那年准是1900年。我对唱机喇叭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比我还大。唱片摆放在蜡盘上，和以后口述录音机所用的蜡盘很相似。每张唱片在开始时总要宣布选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并且像唱凯歌一般加上一句：“由爱迪生公司录制！”
我的父亲喜欢拥有财物，并且对新奇的财物特别感兴趣。他死时留下3块金表。其中有一块是“打簧表”：当你揿一个按钮——假定在半夜里揿——它先会响小时数，然后响刻钟数，再响分钟数。父亲死后，母亲说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仪式上将得到这样的一块金表——到17岁时，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成年犹太人的权利，并承担所有的责任。可是这个诺言并未能实现。不久，这些金表连同父亲感到自豪的许多其他财物都卖掉或当掉了，再也没有赎回。其他的财物中有各种各样特制的手杖，一根手杖里掩藏着一把样子实在难看的轻剑，另一把掩藏着一柄雨伞，第三把掩藏着一只又长又细的瓶子和三块镶配的玻璃。据说这个瓶子可以装威士忌或白兰地酒。其实，在父亲遗留的许多个人财物中，我记得只有一件对我有用。那是一件英国式的运动上衣，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它抢救下来，保存了许多年。当我在公共网球场打球时，我把它当作网球装之一穿过几次。显然父亲身材十分颀长，因为这件上衣十分适合18岁的我的身架。但是，我仍旧记得，我的朋友们——远非衣着浮华的纨绔子弟，——对我的外衣评语不佳，所以我很遗憾地不再穿着我唯一的传家宝。
当祖父去世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令人发愁。他的气色不好，听说他患了一种称为“黄疸病”的神秘疾病。我们无数次更动住处，然而这一回又要搬了，搬到一座公寓里去住。这是第120号街和第七大道上的芬克利夫公寓，当时我认为这幢建筑物很有气派。5月1日是当时人们搬家的好日子。那是一个凉爽的春天下午，因为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客厅时，发现父母亲坐在壁炉的一片蓝色火焰前取暖。我得知这是新的靠煤气取暖的装置，它简直使我入了迷。
第七大道上，在我家的正南方有一个很大的花店，店后延伸出一座座暖房。那时候我已长大，我的哥哥特别是维克多，可以领着我一起做一些小小的淘气事。在他的点拨下，我准备了一根打结的绳，套在一颗大螺丝钉上，把这颗螺丝钉穿入当时啤酒瓶使用的那种特殊红色橡皮垫圈，用唾沫弄湿橡皮垫圈，把它贴在暖房的窗格玻璃上。垫圈由于吸力紧紧贴在玻璃上。然后我把打结的绳夹在手指间。每放开一个结，螺丝钉往下碰到窗玻璃，发出响亮的咔哒声，整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机关枪射击。怒气冲冲的店主冲出店铺，大声痛骂，威胁恐吓，但是我们总是设法逃到街区的另一头，把我们捉弄人的新发明紧紧揣在拳头里。
我们这帮人还搞过另一个恶作剧。需要的材料是鹅卵石和牛奶瓶。你把鹅卵石掷到低层住户的窗上，发出尖锐的响声，同时把牛奶瓶越过栏杆掷到两幢楼房之间冷僻的过道上，然后发出的声音好像打碎的窗玻璃掉落到地面上。一般来说，这种响声会在我们选来进行试验的家庭中引起很大的骚动。
当我们迁入克利夫公寓后，我严格的学校生活开始了。我进入了坐落在第117号街和圣尼古拉大道上的第10公立学校的初小部。即使在当时，它已是一所老学校，因为第10这个数字比较小，可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它因奖学金和体育运动技巧而享有盛名。我在初小部只呆了一个学期即半年，从9月开始读3A级到第二年2月跳入4A级，正好是语法学校课程开始的时候。初小部有自己的校长，即罗伯茨小姐，在我看来，她是足智多谋、非常受尊敬的人（她也许刚过40岁）。初小部所有班级每周有一次集会，为此许多教室经过巧妙安排，墙壁是滑动的，教室打通后可以变成一个礼堂，前面有一个讲台，罗伯茨小姐高高端坐在台上，有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位贵宾。我清楚地记得讲台后面玻璃窗上刻着的语录，内容是：荣誉和耻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并存的；只要你表现出色，所有荣誉属于你。
——亚历山大·蒲柏①①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18世纪前期最重要的讽刺诗人。主要作品有《夺发记》、《群愚史诗》、《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等。——译者当集会的仪式令人厌倦地进行时，这些诗句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多少次我对“情况”（condition）这个字的意思煞费猜详！当时我把“情况”与健康、干净和热闹的地方等等相联系。
1903年2月1日，虽然9岁还不到，我已自豪地加入丘吉尔小姐管的语法班男孩的行列。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楚楚可人，不仅受到学校里一些男教师的明显关注，而且甚至得到她的班上大男孩的好感，他们似乎乐于连续几小时为她做份外的工作，或帮助她干各种杂活。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另一个天地里，与一个未成年、长得矮小的小伙子的梦想或想法相去甚远。但是我也真的喜爱丘吉尔小姐，因为她既漂亮又温柔。
唉！正是在这种愉快的环境中，巨大的不幸向我们家庭袭来。
父亲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被送到日耳曼医院（即现在的伦诺克斯·希尔医院），对一个我说不出名称的内脏动了手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胰腺癌）。2月底，家庭女教师把我们三个男孩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带到医院去。她在医院里说，我们可以看望父亲，但只能几分钟，并且要保持安静。从那天起，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进入病房，发现他裹着绷带的景象，但是显然这个细节是我的想像添加的。不管怎样，我肯定，他把软弱无力的手依次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给予我们最后的祝福。我吻了他，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感受到的主要是忧愁和惊恐，而不是孝顺的爱。尔后我们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家庭女教师把我们带回伊曼纽尔叔叔家去进午餐。路上她说了些宽慰我们的话，我幼稚得信以为真。所以当我的表姐埃塞尔（当时15岁）焦急地问情况将会怎么样时，我勇敢地回答父亲正在复元。她放心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大声问：“那么他不会死了吗？”我说：“当然不会啦。”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保持沉默。然后维克多——我们的“坏”兄长，同时是我们当中最坦率流露感情的一个——找到一本经书，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在脸上流淌，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诵希伯来祷文。
我们又返回自己的公寓等候。最后门打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进来。她令人怜悯地哭泣着。一见到我们惊骇的脸，她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全成为孤儿了！”
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也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