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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消费者处境的思考也使我得出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带来了更多的产品，而公众却缺乏购买力来吸收这些商品。我对J·A·霍布森②的经典名著《失业经济学》感触颇深，该书对由于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这与我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J·M·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驱。）
在1921年至1922年的大衰退中，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当时我并未为此做些什么，而只是与我舅舅莫里斯·杰拉德谈了谈，他认为这是个好建议。《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Sunday 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报道既使我鼓舞又使我吃惊：托马斯·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居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建议以仓库里的原材料储备为后盾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对农民及其他生产者进行补偿。但是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在细节上是不同的，而且不太成熟。我的计划比较简单易行，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爱迪生的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①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cletian约243…316）：又译戴克里先，古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曾颁布《物价敕令》。——译者②JA霍布森（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改良主义者和作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工业体系》、《工作和财富》、《失业经济学》等。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后由凯恩斯加以发展。——译者在随后的持续繁荣年代里，我把这个计划也搁在一边，因为我在华尔街赚钱已忙得不可开交。（顺便说一下，还因为这几年的物价水平异乎寻常地稳定。）
直至10年后我才把这个计划公开出版。当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21—1922年间发生过的一切矛盾冲突又再次出现了，而且程度要深刻得多。大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思想活跃，学说纷呈，其标志是成立了无数的研讨组织，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拯救计划以及发起了旨在使经济推行激进变革的各种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常激进的政权交接思潮，即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政治思潮”（Technocracy）①；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厄普顿·辛克莱②提出的“靴襻计划”（即EPIC计划）；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③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当时来说称得上革命性的建议：给年逾60的老人每月发放60美元的养老金。
①1932年美国所提倡的一种学说，主张在工艺时代一切经济资源、社会制度应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管理。——译者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甚至还寄给我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在著作中引用它们。
有一次，比恩带我到华盛顿与亨利·华莱士部长会晤。滑稽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些很小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我走上富丽堂皇的农业部大厦主楼梯时，看到一幅描绘各种各样田园活动及欢乐场面的壁画。在它下面刻有一句以“Felixsi”开头的拉丁文：“噢，欢乐的农夫啊，你只知道享受你的好运。”在右下角印刻者写了这句散文诗的出处：Virgile，Géorgiques。（法语，意为维吉尔的《田园风光》。）我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大楼中会出现拉丁文题铭和法语人名。很明显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奉命制作这幅壁画，他也懒得操心用英语写出“维吉尔：《田园风光》”这几个字。华盛顿没有一个负责人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况。这让人觉得这幢大厦的大门上似乎写着这样的名称：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法语，意为“农业部”）。
（一个相似的小插曲：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UCLA）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sene22ctutem oblectant．”（意为“学习使我在年轻时充实自己，在年老时慰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竟把维吉尔当成这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