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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与海兹尔离了婚，随后与卡洛尔·韦德结了婚。卡洛尔·韦德人虽然长得很漂亮，但却很难相处，所以1940年时我们又离婚了。虽然家庭关系很不安宁，但我还是继续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例如，我参加每月一次在海伦·斯莱德公寓举行的证券分析家聚会。在海伦·斯莱德和她丈夫的主持下，我们聊聊本行业的事，痛痛快快地喝酒（不包括我在内），尽情享用丰盛的自助餐。证券分析业是金融领域中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海伦·斯莱德认识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人物。她成了许多显要人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人天天都要给她打电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是《金融分析家杂志》（Th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背后的精神动力，直至她最后患病为止。每月在她家的聚会实际上成了由她主持的华尔街沙龙；她是20世纪的雷卡米耶夫人①——尽管她的脸长得极其丑陋。不，把她比成《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凡杜林女士更恰当些：海伦具有普鲁斯特笔下那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的大部分鲜明性格。她对曾经做过她朋友，现在在《金融纪事》（Financial Chronicle）杂志工作的威尔弗莱德·梅怀有刻骨仇恨，就如凡杜林对待巴隆·德·查鲁斯一样。我同这位“伟大的证券分析女神斯莱德”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好。斯莱德是她以前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她把这一名字保留了下来作为笔名。亨利·斯莱德斯是她的第二个丈夫，他的英俊与她的丑陋形成了鲜明对照。他非常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公立银行（PublicBank）的副总经理；公立银行被国民化学银行（Chemical NationalBank）兼并后，他又做了那家令人肃然起敬的金融机构的副总经理。他对相貌丑陋的妻子的谦卑柔顺使我想起了迪斯雷利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海伦非常喜欢猫，但我做梦也想不到她对猫如此宠爱之至。她为心爱的猫“亚历山大”倾注了不少心血，这里列举一部分：（1）她为它买了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并在大庭广众之前把它挂在亚历山大的脖子上；（2）她以亚历山大的名义买了许多股票；（3）猫死后她非常伤心，所以特地设立了一个“亚历山大奖金”，用于表彰《金融分析家杂志》的年度最佳论文。在她自己去世以后，“亚历山大奖金”被另外两个奖金取而代之：一个是奖金名称更恰当、管理更严格的“海伦·斯莱德奖金”，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格雷厄姆—多德年度奖金”。因此我间接地继承了原本授予一只死猫的那些荣誉。
①雷卡米耶夫人（MadameRécamier，1777…1849）：法国贵妇人，15岁时嫁给银行家雷卡米耶，其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知名人物聚会之地。——译者海伦·斯莱德对于选择哪些人参加她家的月度聚会是很挑剔的，所以对那些证券分析家而言能得到她的邀请是件很荣耀的事。她是我伟大而忠诚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她的垂青进入她的卧房——并不是出于盖伊·布赖顿那样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能让我更无拘无束地与她交谈几分钟，能让我与她的3只小猫嬉戏一会儿。
我和卡洛尔也同样非常喜欢猫。我对它们的喜好几近失去理智的程度，卡洛尔也不比我差多少。我们买了一只小暹罗猫，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雪赫拉泽德，简称雪莉。它长大后不仅相貌好看，而且行为乖巧，惹人喜爱——这是暹罗猫中难得的品质。我和卡洛尔不大有共同语言，但在喜欢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只猫，我们婚后的第一年生活就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还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雪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的，它似乎从未得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疾病。当我们搬到“丘园旅社”后，它便有机会在旅社四周的花园里乱跑。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由于我们忽视了有关猫的一些知识，我们没有给它接种预防肠炎的疫苗——这种病对于街上的那些杂种猫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纯种猫却是致命的。就在它第一次去花园嬉戏后的几天里，雪莉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两天后，卡洛尔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心爱的动物死掉了！尽管兽医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卡洛尔嚎啕大哭，声音响得我无法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也同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必须行使起男子汉的职责去安慰她。我答应她再去买只暹罗猫，在任何方面都会与雪莉一模一样。但我的感觉是，我就像那位沉船后仍在为士兵鼓气的埃涅阿斯①一样：“他的脸上充满了伪装的希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比许多人更不相信迷信，但我忍不住还是要把雪莉的去世当成我和卡洛尔未来生活的凶兆。新的暹罗猫在外表上与第一只几乎没有区别。我希望给它取个带有双关语的名字：欧——帕斯二世（O…Puss Two）②；与所有喜欢用双关语的人一样，我对自己的智慧颇为自负。但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感情，我们给它取了与它前任同样的名字。我们在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细心照料，但它并不能像第一只令人难忘的雪莉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或许这只猫还不够惹人喜欢；或许是我们对它的期盼太多了；或许它感觉到了我们对第一只雪莉的深深依恋之情，所以以行动来表示它的怨恨。（写到此处时，我所想的不仅仅是两只雪莉，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两个牛顿。第一个牛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孩，他在9岁生日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一年后，我们生下了第二个牛顿来代表他的哥哥，但他最后给我和海兹尔带来的悲伤要多于快乐。）
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在我参加的那个证券分析家月度聚会中，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1939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股票市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带来的恐慌。股票价格立即大幅上扬。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战事寥寥无几，战争中丧命的人数也很少，于是美国公众便开始称之为“假战争”，并开始对有关报道感到厌倦。
但是在1940年的五六月份，德国发动了强大的闪电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法国宣告沦陷，接着便是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这次撤退可称得上是个奇迹，但终究是令人沮丧的。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撼。我变得惶恐不安，萎靡不振（我很少经历这种状态），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处理家里的事务。这种精神上的忧郁促使我去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幼稚。我又重新开始溜旱冰，这种运动我在童年结束后就很少再玩过。当我在不停地转圈时，当我的身体在有节奏地运动时，当我听着那柔和的音乐时，甚至当我听到那几百只转动的轮子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时，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安慰感。每次刚开始滑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悲观失望和对卡洛尔的深深怨恨，但最后我总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滑冰之中，于是我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上的安宁。
在与卡洛尔离婚后，由于法国沦陷，我的祖国英国又面临亡国的危险，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除溜旱冰外，我又参加了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开始去布鲁克林的艾贝茨体育场观看“逃避兵役者”棒球队的比赛（当时这些运动员被称为“游手好闲者”）。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融入那里的气氛，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露天看台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们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嘘声大作；他们经历着从希望到绝望，然后又从绝望转回希望这样的大悲大喜——似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都取决于每一次击球的结果。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狂热行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让自己融入到这种幼稚的闹剧中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复。我不能说在一次次比赛失败后，我的行为与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样；但在艾贝茨体育场的露天看台上度过的那六七个下午使我这一生都成为这些“游手好闲者”的球迷。当我搬家到洛杉矶时，他们好像跟着我似的把赛场也搬到了洛杉矶。这一下“游手好闲者”变成了“天使”。当我在欧洲定居下来以后，我还是他们忠实的球迷。今年，当库法克斯队取得1966赛季最后一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