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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兴趣！”我径自说下去，他重复说：“不感兴趣！滚开！”我想我该说几句抗辩的话，可是他说：“你滚不滚开？难道要我让人把你掷出去吗？”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热情逐渐降低，我联系了名单上其他几家商店，结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这个垂头丧气的推销员向布克曼作了汇报。他十分镇静达观地对待这件事。显然我的年纪太小了一点，不适合推销广告版面，但是我与洗衣店主打交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于是我回到了老行当。
接下来谈谈有关与异性交往的琐事。尽管我在智力发展方面是早熟的，但是人们认为我在交女友和谈恋爱方面却是迟钝的。13岁那年，在阅读菲尔丁①的《汤姆·琼斯》时，我不经意地听到家庭法语女教师康斯坦斯·弗莱希对母亲说：“本尼读的不是一本相当淫猥的书吗？”母亲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些情节他不懂的。”当然，正是母亲的迟钝使得她以为本杰明除了性的问题外，其他都懂得很快。但是实际上我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对性的问题有着好奇心，由于我看书比其他小孩看得多，所以我有许多书使我能了解这个问题。不过在实际行动中我的确比其他男孩落后。
①菲尔丁（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阿米丽亚》等。——译者一方面，我继承了——天知道我从哪里获得的——说话过于拘谨的性格。我的同事说话粗俗总是使我感到不舒服，若要我说粗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语言上的节制使我一生寡言少语。另一方面，我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中小学时代，我从未与女生在同一课堂上读过书。到了大学时代我与女生的接触仅限于情窦初开时对康斯坦斯的爱慕以及对一个名叫维奥莱特·加斯纳的女孩在心中的幻影似的好感。但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对我很有影响的人是哥哥利昂，他与年轻的姑娘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他自信，能说会道，喜欢引用爱情诗句。来找他的姑娘经常多得他无法应付，于是他自然把一些姑娘交给了我。事实上，我成为利昂与其女友惯用的谈话伎俩的一部分。如果女友听信他的话，我就不仅是一个神童，而且是个独一无二的神童。她们都要求见一见我这个惊世奇才，利昂谦和地同意了。
通过我的表姐海伦，我会见了一个名叫罗斯的姑娘，但是我不敢搂住她的腰，甚至当我们在纽约州科尼岛乘汽球飘越那奥尔德山时都如此。后来罗斯嫁给了别人，但是我写了一首幼稚的诗纪念她，这首诗可在我的活页《诗草》集中找到。利昂还带我到布鲁克林去看望一个卖亚伯拉罕和斯特劳斯乐曲唱片的漂亮姑娘。利昂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对我说过），由于已经充分引起这位姑娘的爱慕，每星期六下午他可以在唱片间免费欣赏全部歌剧精品而不买一张唱片。这位年轻的姑娘楚楚动人，含情脉脉，我的那位鉴赏唱片的兄弟却相当随便地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些相会仅仅是比较认真的初恋之前的一种“热身”。利昂已对西尔维亚·梅休尔动了心，这个姑娘住在布鲁克林区巴斯滩。当西尔维亚与一个姓阿明达的男子订婚后，利昂开始去找她的小妹妹、当时只有16岁的海兹尔玩。海兹尔具有值得称道的一切美德。她漂亮，聪明，泰然自若，并具有各种实用知识。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因为教邻居的孩子以及一些成人跳舞和朗诵而挣到不少钱。她慈善宽厚，乐于助人，是个十足的好人。如果说她有缺点，那么缺点就是优点太多：她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不久，利昂需要向海兹尔炫耀一下他的著名的小弟弟，反过来也想在小弟弟面前炫耀一下海兹尔。此外，从布朗克斯走到布鲁克林外环地区的路程又长又乏味，有人陪伴走远路不会厌倦。有个星期天，我跟他来到一个小木屋的客厅。海兹尔进来欢迎我们。她很直爽，但直爽得讨人喜欢，深褐色头发直披在肩膀上，样子使人误以为稚气十足。我们彼此都很有好感。我成为梅休尔一家的常客，有时我与利昂一起去，有时我独自去。我们两人向同一个姑娘求爱没有逃得过表弟洛的注意，他经常拿我们当笑柄来嘲弄。几个月后，海兹尔忙于安排一次文娱演出，以显示她教的小学生的才能和进步。为此我仿照弥尔顿的《科穆斯》的风格，写了一部假面剧剧本，剧名叫《仙女的节日》，海兹尔从各种来源为该剧配上了音乐。该剧是从七岁女孩朗诵序诗开始的：远离本森赫斯特的农村生息地，远离老巴斯滩，在深沉的宁静中，有一块仙女们居住的乐土……
为了帮助办好这件大事，海兹尔把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对她献殷勤的男子都召集拢来。他们结合成许多个领票、卖票和置换布景的小组，海兹尔甚至招聘我的另一个哥哥维克多来服务。她对维克多的一切（包括对他的业余表演才能）了如指掌。这天晚上演出的高潮是二重唱，瘦长的维克多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合唱艾尔·乔森新近创作的流行歌曲：“如果长大的姑娘行为像婴儿一样，我准会爱上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追求。”听众掌声雷动。但是表弟洛——他是经过一点劝说才来看演出的——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全部在一个与小孩差不多的姑娘的掌握之中吗？这对格劳斯鲍姆家的尊严是一个打击，真丢脸。可是不久洛也成为海兹尔身边的追随者之一了。
当我19岁时，我产生了比较专一的爱情。通过罗·伯恩斯坦的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达·米勒。阿尔达没有海兹尔漂亮，但她有一张活泼有趣的脸。她在一家专利代理公司当秘书兼打字员，从她办公桌上源源不断地经过的技术资料起到了扩大她的知识视野的作用。我一直怀着深切的爱和某种内疚回想起她。我们的爱情很快发了芽。不久我们每天下班回来在艾尔火车站相会。米勒家有个后院，一棵树上挂了一个秋千——这个秋千很宽，足以容纳两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弥漫着紫丁花香的晚上，我俩并坐在秋千上，海阔天空地闲聊时，我想起了康德的哲学。我感到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然后越来越迫切地把我的脸转向她。好长时间我才揣测到她想吻我，最后，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自此之后，我们完全堕入了爱河。这段时期既甜蜜又心乱。每次见面，天性敦促我们结合为一体，但我们从未交欢，因为这样做不体面，我们都是十分正派、有身份的人。但是在米勒家的吊床上我们有过爱的体验，其中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去想像，但我们都保持了各自的贞节。不管怎样，至少我感到羞愧。我曾用某种荒唐的方式，对阿尔达压在我身上表示不满。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米勒家举行年轻人聚会时，阿尔达坐到我的膝上——私下里我很喜欢她的这个举动，可是在这么多朋友面前这么做使我感到滑稽可笑。她并非低声地问：“本，你爱我吗？”“亲爱的，当然爱你啦，”我低声道。“告诉我，你爱我超过爱世界上的其他人。对大家说。”她坚持要我回答，她的声音几乎有点刺耳了。“真的，真的，阿尔达，世界上我只爱你。”
第二天晚上我寄给阿尔达一封明智的长信。我说我仍在读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花三年时间读法律。如果在我足以供养她之前必须推迟结婚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一本正经地谈情说爱呢？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难舍难分。情欲越来越强烈，我们都没有希望加以满足。我写道，我对她朝思暮想，刻骨铭心，以致大学学业也无心投入了。在写了许多理由和借口之后，我宣布了令人悲痛的决定：我们必须一刀两断，立即结束恋爱；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再见面是上策。
由于年代久远，事过境迁，我已难以记起这封信依据的前提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和阿尔达在恋爱时发生肉体关系。与一个正派的姑娘同床共眠，甚至在你恰当地供养她之前与她结婚——这种事都像小偷或酗酒一样不光彩。对一个体面、有抱负的青年来说，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阿尔达回信接受了我的决定，毫无一句怨言，她还希望我将来取得成功和幸福。
我与阿尔达的关系以及后来与一个不大有趣的姑娘更加肤浅的关系，为我青年时代的主要爱情篇章铺平了道路。这导致我与海兹尔结婚，导致生育5个孩子，导致我和海兹尔分享许多成功的喜悦，共担忧患和悲哀，但是也导致最终的离婚。离婚这一天的早上，我恰巧在阅读康拉德①的《黑暗的中心》，马洛的深刻看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生活真是滑稽离奇——为了一个徒劳的目的，按照冷酷无情的逻辑作出神秘莫测的安排。从生活中你最能希望得到的是对自己的了解——往往得到时已太晚——以及许多无法消除的后悔。
我和海兹尔几乎可以互补一切，然而却都缺乏对自己的必要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对我们的婚姻是个致命伤。
海兹尔在波士顿的艾默生学院待了一年后回到巴斯滩，马上与所有过去向她献殷勤的男朋友（包括我在内）恢复往来。渐渐地和谨慎地，海兹尔打定了主意：我是她要嫁的男友，下了这样的决心后她开始说服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和技巧。她既没有像阿尔达那样要求我在公开场合作出令人尴尬的爱情表白，甚至也没有在私下里对我说些令人心醉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人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是有益的。
1914年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就业谋生，虽然1914年夏天几乎算不上是我事业起步的有利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紧闭，但我仍能在华尔街得到并继续保持一份工作。虽然每周我只挣10美元，但我在加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