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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绝望之中，我作出了极端的决定：放弃求学，找工作做。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装配电门铃的按钮。大约6个男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只盛放着等待装配的各种零件的篮子。在稍加点拨之后，我学会了简单的装配动作，变成这个小组里的一名老手。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5点半停工。当中有45分钟午餐时间。我想每周大概花掉55个小时，在一个星期中同样简单的手工操作要重复多少次我已不愿去计算了。
为了消磨似乎没完没了的时间，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默背诗歌。幸而，我记住了大量的诗作，包括格雷①的《挽歌》，《鲁拜集》②的全部诗歌，甚至《埃涅阿斯纪》③的前400行诗。我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一方面忙碌地、熟练地干着比较简单的活，一方面与伟大的诗人“谈心”。
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两个星期——我对装配按钮的单调乏味越来越讨厌，于是重新在《纽约时报》招聘版寻工作。有一则广告为纽约市中心弗尔顿街95号一家电话机工厂招聘员工。该厂每周支付5美元工资，因此很吸引人。星期一清晨我就到达了这家脏兮兮的电话机工厂。要求工作的人相当多。不久，老板洛夫勒先生进来面试我们每一个人。他询问我的教育情况，听说我是中学毕业生，印象很深。然后他问我的经历，特别是能否操作钻床。我回答他可以，他说我被雇佣了，第二天开始上班。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下午6点。到新的工作单位去要乘更长时间的地铁，但我可以在与以前同样的时间起床。不便的是7点钟我才到家，刚刚赶上吃晚餐。
洛夫勒在雇佣我时还雇了其他4个男孩，我们合在一起使得他的小厂显得过分拥挤。很清楚，他将不会一直雇我们。3个年纪较大的雇员中，有一个很快对我们说，这是老板每年耍弄的花招。他打算生产许多零件作为储备，把我们大多数雇佣到这些活做完——大约一年之久——为止。
洛夫勒电话公司在一幢很小的楼房里只占一层楼面，但是这个厂却有许多机器，忙忙碌碌于很多生产任务。最终产品是向私人用户提供的电话设备。大多数电话设备安装在当时正在派克大道、第五大道、西端大道和河滨大道建造的大型公寓房子里。安装工作包括在走廊上装交换机，在每个套间装电话机以及安装连接它们所需要的复杂电线。在我学徒生活结束后许多年里，每当我访问住在这些大道上的朋友时，我常常注意电话交换机上洛夫勒的商标，心想不知我的手有没有帮助装配过这些设备。
洛夫勒的信条是“决不付钱给别人去做你自己可以做的事”。因此他买进价格最便宜、从而东西最粗糙的元件，然后切啦、钻啦、磨啦、铸造啦、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装配啦，直到完成。就拿在电话机里振响的铃来说吧，他买进一根长铁棒，我们把它切割到铃芯大小。然后我们冲压出卡纸板环套在两端，形成一个卷轴，接着我们用特殊的绕线机向卷轴上绕铜线。铃的其他零件同样是在该厂制造的，其中有铃舌一端的小圆球，我们把它连在电线支架上。我们在车床上车出较重的金属零件，在火中煅造，在抛光机上给硬橡皮按钮上光，装配复杂的电线系统，在黑漆商标牌上印上各种名称，以及用某种白石膏使字母显现出来。我们甚至在话筒的振动膜上刷上一层薄薄的黄金。
①格雷（Gray，1716…177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作品有《春颂》、《悼理查德·韦斯特先生的十四行诗》、《坎坷》、《伊顿公学远眺》。长篇抒情诗《墓园挽歌》尤为著名，该诗赞扬微贱和默默无闻的淳朴农民的坟墓。——译者②《鲁拜集》原是12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作品，后经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意译成一部英国文学名著，英国人经常引用其中的抒情诗句。——译者③《埃涅阿斯纪》是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叙述埃涅阿斯建立拉维尼乌姆的传说，共12卷。——译者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些工作我都干得很好。进厂时，我是笨手笨脚的，对手动工具和电动机器一概一窍不通。但是我学会了干活的无数诀窍。我的手指渐渐变得反应灵敏，手更加稳当，眼光更佳。我对电话系统运作中涉及的机械和电气问题发生了兴趣。不久我就研究起安装时使用的复杂的图纸来。当洛夫勒不在，一位电气承包商来访，急切要求派人排除电线系统中一些复杂的故障时，我的好运降临了——我能够在查阅图纸的副本后向他作出解释。从此以后我成了洛夫勒宠爱的人。
为了遵守我对母亲的诺言，我在去年秋天已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询问能否申请从2月开始的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回信说，虽然该校在年中不颁发奖学金，但我可以在春天再写信去申请1911年9月开始的那个学年的奖学金。所以在4月初我就照办了。几天后我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凯佩尔打来的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电话：我要申请的奖学金无法提供，但他有一件事想在我方便的时间同我进行商讨。我要不要与他的秘书作出会面的安排呢？我在电话里解释说，我每天工作到下午6时，也许可以安排提前1小时下班。在这种情况下，凯佩尔校长表示很高兴于第二天下午6点钟之前在家里与我见面。他的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下午我用去油剂尽量洗干净积满油污的手，乘上从富尔顿街到第116号街的西线地铁，然后步行到不远的校长家。心头怦怦直跳的我按响了门铃。凯佩尔夫人开门领我上楼，走到一个壁炉里正烧着火的书房，说校长马上来。几分钟后，他进来了，人长得高大英俊，衣着考究，井井有条的样子和迷人的微笑结合得十分完美。有人端来了茶。我们一边喝茶，凯佩尔一边愉快地同我说了几分钟关于我的工作的话。然后他才言归正传：“你知道，注册处对于你的事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也有同感，因为当校长前我是大学注册处主管，而我没能使这个机构有效地运转。”
我既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以致不知该说什么好。
“格劳斯鲍姆，事实上，”他继续说，“去年你争取到了这里的奖学金，但是我们没有授予你。”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脱口问道。
“你有一个哥哥或堂兄，叫路易斯·格劳斯鲍姆，他在我校靠普利策奖学金已学习了3年。在我们决定给你奖学金后，注册处把你们两人的名字混为一谈了。他们不能把奖学金给一个已经拿过的学生，所以把名额给了在你后面的一位申请人。”
他还告诉我，我获得的是哥伦比亚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提供全部学费，每年授予申请进哥伦比亚大学求读并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候选人。我已达到了这个要求——而在普利策奖学金名单上排在我前面的6个男生都获得了那笔津贴或者在别的地方申请到入学费用。如果我仍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可以安排给我从今年秋天开始的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与我现已不再梦寐以求的普利策奖学金一样丰厚。
听完他的话，我只好说：“这件事非常有趣。”然后补充一句，“但使我损失了整整一年时间。”
“确实是损失，”凯佩尔回答，“我们真诚地为做了错事而表示歉意。今年你多大了？”
我说：“刚过17岁。”
“啊，现在我可聊以安慰，不必再难过了。如果一年前就开始读大学，你还太年轻，不会从大学里充分学到知识。在这家电话机制造厂接受训练对你是最有益处的。你将比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加懂得处世之道，变得更加成熟。不管怎样，只要你勤奋攻读，也许三年里就可得到学位。”
会见结束了。我欢欣雀跃地回到了家。我们在凯利街的住宅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但是母亲在擦干眼泪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曾使我的本尼那么伤心。”
第六章 大学生
1911年9月，我以校友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我在两年中学里已学了许许多多教材——比大学一个学期的教学量还要多——又由于课外的学习使我通过了大学里的分班考试，我开始在也许是最高级的班里学习。若想毕业，总共需要得到120个学分——每一学分需要一个学期、每周一个小时的课程。我把目标定在3年毕业。事实上后来仅2年半我就得到毕业证书了。
我对大学生活的想法在许多年前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时就形成了。当然，我知道，梅里韦尔在耶鲁大学待了极长时间——不过谁会计算他究竟学了多少学期呢？——而且他参加大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活动（也许这是他大学生活持续这么久的原因）。然而我总是梦想大学生活是青年人愉快的时期，是教育、友谊、爱情、体育运动和各种娱乐美妙结合的时期。天啊！回顾我自己的大学生涯，我不记得有过这么幸福的插曲。事实上我能记住的寥寥无几。
我对大学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是下意识的，它经常在我的梦境中重现。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梦会这么鲜明生动，在我醒后还留在脑海中，但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的53年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