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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简要、坦率地表明对犹太教的态度。我禁不住想，总的来说，犹太人生下来就该是犹太教徒，或许是一种不幸；如果允许他们生下来就是基督教徒，他们的天命也许会好一些。然而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同样坦率地说，我生下来就成为犹太教徒只带给我很少的不便，而犹太教赋予我的一些个性和才智已抵消了这些不便。在我幼年时，即使在美国，犹太人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明显，我个人经历的问题都涉及具体的事件（大多数不太重要），或发生在围绕我们与基督徒的关系而出现的不和与忧虑的氛围中。不过，我终于在一生中看到了这些问题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已云消雾散。最近为8个住在贝弗利希尔斯的犹太儿童举办主日学校时，我惊讶地发现谁都未曾听说过“反犹太主义”这个词。他们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当我像他们那样的年龄时，反犹太主义是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我们与外界打交道的计划；它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和幽默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成年后，我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经商和学术活动使我与无数基督徒发生密切的联系，我极少由于宗教信仰而遭到拒绝或难堪。当然，在和基督徒交往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这与我注意保护自己，避免进行我怀疑可能受到冷遇的社交或谈吐，不无很大的关系。
这里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对自己出身的犹太民族缺乏忠诚感。忠诚本身从感情上说无疑是一种美德，但是从思想上说又是一种很大的缺点。忠诚好像盾牌，表面闪闪发光，而背面则可能铭刻着偏见、不容异说和盲信。我相信我会毫无保留地忠于理想、忠于伟大的事业、忠于我们钦佩的事和人。我也会出于责任感，按照传统的，并且无疑是正确的标准，为我应当效劳的人民和机构忠心耿耿地工作。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恰巧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就热切地为他们献身。也许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一个由于我一生中注重思想而不是感情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缺陷。
许多犹太教徒似乎看不起犹太人——至少看不起那些出生在世界上较贫困地区的犹太人。我并没有看不起犹太人。我认为，几百年受侮辱和受压迫使得犹太人的性格既有低劣的一面，也有高尚的一面，既有粗俗的一面，也有文雅的一面。然而我相信，在有利的条件下，犹太人会抛弃苦难所迫使他们采取的偏狭和狡诈，而代之以才智和思想的敏捷——这是他们了不起的优点。
母亲担任客栈主的工作以营业亏损惨重而告终。在我们的房屋，实际上在我们的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之前，赤字已经出现。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产被公开拍卖时简直无地自容的羞惭心情以及大众对拍卖的兴奋激动的奇特场面。在拍卖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男孩都分到一项小小的工作去做。由于我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是全家的计算能手，我的任务就是计算变卖每个房间里的家具所获得的收入。当一件又一件物品按荒唐透顶的低廉价格拍卖掉时，母亲显得多么的难受！但是我家的立式钢琴找到了两位决心要买的投标者，最后以150美元的可观价格卖给了其中的一位。这是当天我看到可怜的母亲唯一露出笑容的时刻。
①帕斯卡（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我们除了回去与莫里斯舅舅合住在巴勒·派克的那幢木板房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人们认为这个地方离购物中心相当远，特别是离曼哈顿地区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很远。如果从我的新住处到汤塞德·哈里斯·霍尔去，我先得乘电车，然后乘高架铁路，穿过布鲁克林桥，最后乘新建的地铁到第137号街和百老汇。每次乘车要花去1个半小时。然而主要困难在于要花费来回车费，每次5美分，每周累计达1美元。但我在火车上度过的漫长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乘车时我做完了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我记得在火车慢慢地驰过布鲁克林桥时，我在学习一年级的希腊文，并且不时地抬起头来瞧瞧偏北方向，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我愿意做13岁的小孩可以做的工作，赚一点钱。我照料过烧煤的大炉，除了把沉重的几大桶煤从地下室的楼梯拖上来，然后倾倒在马路的凹坑中这件事使我累得够呛外，其余倒不大难。我还当过一位名叫巴伦德斯的男孩的家庭数学教师，他住在马路的拐角上，离我们相隔几户人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鼓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我们两家很快成为至交，我多次听到巴伦德斯和莫里斯舅舅这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的热烈讨论。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为舅舅打字——打印他写给各种客户的报告。这些报告洋洋洒洒许多页，我都用奥列佛打字机打出复本。这架打字机只有3排键盘，但每个键上有3个字母而不是2个。（很久以后我才忘记好不容易学会的有效操作奥列佛的技巧。不知道这种技巧现在还有什么用处吗？）
用过生日时得到的钱，加上一部分打工收入，我能买得起一辆旧自行车。获得自行车是我一生中的大喜日子。我推着自行车到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在我们所住的地区不难找到这样的马路——经过半个小时的摔跤和摇摇晃晃的骑行，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夏季来临时，自行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几乎每天我都骑车带着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到弗莱特布什的公立小学体育俱乐部运动场，兴致勃勃地打网球，我的球艺得到了可喜的长进。
我在巴勒·派克度过的夏天里，认真刻苦地学习法语，打下了与康斯坦斯一起学习的薄弱基础。至今还保存在格劳斯鲍姆图书馆里的唯一一本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的《自然科学》。像其他书一样，这本书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尔爵士藏书出售会上买来的，曾经装饰得很漂亮，现在已经破损了。我们的这本是1800年左右印刷的，小开本6卷。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很古老，而且不是很清楚，法语本身也相当陈旧，例如词尾ait写成oit。圣皮埃尔是典型的18世纪法国作家，他集博物学家、科学家和浪漫主义作家于一身。他写了关于动植物和各种科学理论的文章，题材广泛，其中有一篇竟是关于南北极冰块融化所造成的潮汐！他还作出了各种哲学推测。
我在《希思法语词典》中查阅我所不认得或不清楚其含义的词，然后把它连同英语对应词一起抄在一张纸上。我把这些生词表上的英语释义和法语释义轮流遮盖起来，尽量用两种语言给出确切的翻译。到夏季结束时，我额外掌握了几千个显然相当专门的词汇。由于这许多词都与外国的动植物有关，所以很快因为不用而忘掉了，但不少单词还在记忆中。后来我在会话中有时使用非常专门或古老的法语词汇，使得我的法语教授大吃一惊。可惜，许多给我印象很深的法语词汇我都发错了音，因为我是通过阅读掌握这些词的，我对这些法语词如何发音的想法常常如同圣皮埃尔的科学理论一样错误。
当莫里斯舅舅的事业搞得更加红火后，他迁居到华盛顿高地的一幢相当漂亮的公寓里，我们则搬到布鲁克林区边缘巴思皮奇的一个小地方去住。母亲很高兴又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们也都心情舒畅地忍受朴素的套间的许多不便。
然而，由于我家离曼哈顿更加远了，事实上我就不可能继续在汤塞德·哈里斯·霍尔上学。十分无奈，我决定转学到布鲁克林男中去，那里实行四年制，不像汤森·霍尔的三年制。我曾出于小孩的虚荣心，决心要惊人地在15岁进大学，但这次转学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这个缺乏根据的抱负。
那年，布鲁克林男中来了一位新校长——沙利文博士，他后来成为纽约州的历史学家（他在曼哈顿商业中学教过我的哥哥利昂历史课）。我拿着汤森·霍尔中学的转学卡走进他的办公室，起初受到冷冰冰的接待。当他看了我的成绩单后，他那圆圆的脸庞马上变得笑容可掬。他说：“这样的转学卡我很愿意看到。”“几乎所有从汤森·霍尔中学转到我这里来的学生都是因为成绩不及格而开除出来的。尽管他们进校后会降低全校的平均成绩，但我不得不接收他们。”的确，布鲁克林男中在美国一直因教学出色而享有很高声誉，我真的庆幸能进这个中学求学。
我在布鲁克林男中读了两年，获益匪浅。虽然因为进度安排上的困难，我未能继续学习希腊语，但我专心致志、津津有味地学习拉丁语。尽管我钦佩西塞罗①的雄辩，可是我始终看不惯他的自高自大和自我吹嘘。经典作家中我真正喜欢的是维吉尔。从他身上我找到了完全符合我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局限的才华。有人说他模仿荷马的史诗，他的作品缺乏荷马所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