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嗄甓加幸话�22毫米口径或比较显眼的32毫米口径的小手枪，还有大量空壳子弹供节庆使用（有些傻瓜吹嘘他们发射的全是真子弹）。到了下午，街道上到处是子弹壳，一片杂乱，我们在街道上尽量捡弹壳，口袋里能装多少就捡多少。（捡弹壳做什么？我记得把一只弹壳夹在两个手指的指关节之间，然后适当地对着弹壳吹，可以产生极响的哨声。）年龄太小的孩子不能用左轮手枪，就用盖帽玩具手枪（有的枪帽里藏有很多火药）。他们还有各种爆竹，包括中国制造、称为鞭炮的100响小炮仗串。这些小炮仗捆在一起出售，只要1分钱。通常炮仗串作为一个单位燃放，可以显示一下放炮仗者的勇敢。但是对于必须掰着手指花钱的人来说——即对利昂、维克多和本尼来说——他们会把1英寸长的鞭炮从一串上拆下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燃放。有一种我们喜爱的玩法是用旧报纸制作一个小盒子，把点燃的爆竹塞入盒内，把盒子掷出窗外或者从屋顶上掷出去。那种爆炸声是十分扣人心弦的。
此外还有一些海报宣布，在某时某地——通常在125号街上——某家商号主办燃放“世界上最大的爆竹”。我们挤在围成一大圈的人群中，戴着高高头盔的警察把大家与爆竹隔开一段距离，以保安全。我们好奇地盯着有一根细绳似的导火线的大纸筒看，既欣喜若狂，又有点担心地等待着震耳欲聋的响声。有时发生火灾，就会出现很多马拉的消防车，几个或几十个孩子在后面追逐，但是大多数火灾太小，不值得我们花时间观看。大多数家庭购买一些晚上观赏的花炮——“火箭”啦、“罗马蜡烛”啦、“圣凯瑟琳车轮”啦，五花八门——黑夜一来临，他们就从公寓窗户或在街上放烟花。今天，所有的烟花都由领有执照的专业人员施放，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格控制。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爱怀旧，但已不为伟大、光荣的7月4日所发生的大火灾而真正感到遗憾。家破人亡这个代价确实太高。已远远超过了五彩缤纷的礼花怒放和狂欢作乐的意义了。我是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一点的，因为在1928年我当上了美国最大的烟花制造公司的董事和（名义）副总经理。不少年里，我灰心地看到我们的业务迅速受到所谓过一个“安全健康”的独立日这个简洁口号的损害。
至于鬼节，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节的真正内容。我们从未听到别人称它为“万圣节”。当时对我们来说，如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小孩来说一样，这一节日与图上画的女妖、巫婆和挖空了瓤、芯子里点上蜡烛的南瓜相关——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从未进过我们犹太人的家。在我们的生活中，鬼节的真正意义是许多小孩子傍晚在街上漫游，把他们的上衣反穿，拎着塞满了面粉的长统袜，以此相互攻击或袭击附近的其他人，使受到攻击者的衣服上留下很难擦掉的白色条纹。
每年11月有一个“选举夜”（因为纽约市市长两年一任，逢奇数年份选举）。对年轻人来说，选举活动的最重要方面是举行大篝火会。一堆堆篝火是各帮青少年聚集的领域，他们当时给警察带来的麻烦比以后的青少年要少得多。在选举日之前，各帮青少年收集各种木料——主要是从杂货铺收集的空包装箱——然后把它们贮存在地窖里或某个空地的角落，等待大篝火熊熊燃烧之夜的到来。如果秘密的藏木地点给另一帮少年知道了，就会带来一场大破坏。“第110街那帮人偷去了我们的木料”，这是一个最令人心疼的消息。“选举夜”来到了，每隔几个街坊的中央及时地堆起了木头，点上了火，熊熊燃烧很长时间，周围是一大群入了迷的观众。
20世纪初纽约街道上的感恩节，是小孩子穿上大人的衣服，在街上讨钱的一天。“感恩节，给点吧？”是向每一个过路人提出的节庆套语式的问题。我们不准参加这种化妆假扮乞丐向路人要求施舍的活动，这与我们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地位不相称，尽管我们一贫如洗。而今这个习俗的时间变了，假扮乞丐乞讨的活动不是在感恩节而是在万圣节出现了。
当时和以后的年月里，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做家庭作业。我是一个好学生，为了学到知识而在读书上全身心投入，并且怀有取得突出成绩的勃勃雄心。家庭作业量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快，而且利用了各种零星时间。母亲常常夸张地说，她不明白我如何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从表面上看我总是在做除了家庭作业以外的事情——通常在读一些并不要求读的书。
当我在校第6年的时候，纽约市各学校发生了一件称之为“马克斯韦尔考试”的重大事件。这些学校的总监是一个叫做马克斯韦尔博士的可怕家伙，他宣称他不满意纽约市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他亲自出了一系列英语和数学试卷，要让每个小学生做。各个年级的考题都极难，打分也很严格。我很失望地获悉自己的英语成绩才68分，但成绩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数看起来仍比较突出。然而数学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写着5道题目，看来并不难，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这时其他人还在考试。后来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10公立小学无数毕业生都记得他——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去。
他说：“本尼，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答最后两道题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题和第7题竟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没听到教师讲。我圆满地回答了前5道题，所以得了70分——这是我校最好的成绩了。伯京斯博士遗憾地摇着头对我说：“要是你把另外两道题也答了，本来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学校出名的。”
当我进入第10公立学校7A级“分科制班”时，我的学校生活真正变得津津有味了。不过我体面地升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却根本不体面。学期开始后不久，我突然从6B级提升到7A级（每年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由于这是我第四次跳级，刚刚10岁，校长助理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到新的班级去。这个班40多个小学生全是男孩，他们看了我一眼，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在这些12岁的男孩中，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穿着诺福克套装，而仍旧穿着象征小男孩的水手式连衣裤。他们把我看成某种怪物，我也开始极其不喜欢自己的模样。当天下午我在家里大吵大闹，搞得母亲无可奈何地带我到第125号街科克服装店，给我买了第一套诺福克套装。
我的堂兄路易斯·格劳斯鲍姆——大家都叫他路易——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而且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他是我大伯伯的第二个儿子，和我的哥哥利昂同龄。我从未碰到过像他那样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方面卓有成就，获得过金额很高的普利策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工程学院得过许多奖。按照我的不高的标准，他还是一个体育运动能手，而当时勤学苦读的人往往体质衰弱。最使大家惊讶的是，他似乎擅长经商。起初，清晨他在自己所住的麦迪逊大道送面包赚点钱。后来他给西第5大道或东派克大道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在我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心目中，他似乎什么事都懂——包括对女孩子也十分了解，而女孩子对我来说长时间里仍像是一本没有涉猎过的书。作为我们一帮人的天生领袖，他发现到波罗地体育馆和高地人（后来改名为美国佬）体育馆去销售“棒球通讯牌”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这副牌设计得像精美的风景明信片，并有一长串打开的连环条幅，印着棒球队每个队员的照片，还有棒球比赛日程表和记分卡，使得通讯内容更加完整。每卖掉一副牌，我们可获利2美分。我记得，平均每个工作日，每个人大约可赚20美分。在周末同一棒球队一天举行两场比赛的日子，则可赚1美元。
在我的文件堆中，有一本旧的棕色封面笔记本，上面有我在销售棒球通讯牌的一个夏天所写的日记。我不间断地记下每天的销售情况、棒球赛的结果以及我做过的其他事情。有时候我用韵文记述，实际上不过是写写蹩脚的打油诗。我把新的笔记本递给路易看，他神气活现地在第一页上做起文章来，对年轻的堂弟写了一些劝导性的话。第一句话“了解你自己”是用希腊文写的，最后一句评语是用他最初学会的拉丁文写的。我对他的学问钦佩得五体投地，因而庄严地发誓也一定要成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
正是由于在数学上的天才，我第一次赚了一大笔钱。我的一位朋友切斯特·布朗比我高一个年级，身材也比我高几英寸，但是代数学得很差。他的母亲每周付给我50美分，要我教他3节课时代数。现在我已记不清楚我怎么能教一门自己还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课程，所以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也许有错。但是当时我确实开始当家庭教师，并且一直比较稳定地担任这样的工作，直到最后我在加弗纳斯岛为里昂纳德·伍德将军和其他军官的儿子进行辅导为止。
在当时，一到天黑，除了在街角闯荡或待在家里做功课或看书外，实际上没有其他事可做。我不关心晚上的街头生活；在我看来街上的男孩都是粗俗的、无聊的。因此我有许多时间看书，而我的阅读量是惊人的。每隔两星期，我从图书馆借回四五本书，此外我还读了不少已遭禁止、但仍在传阅、比较无害的图书，其中有著名的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和尼克·卡特①的侦探小说。图书馆提供给我的精神食粮有罗洛丛书，霍雷肖·阿尔杰②、G·A·亨梯和奥列佛·奥普蒂克③的作品，以及诸如狄更斯④、斯蒂文森⑤和查尔斯·里德①这些名家的经典作品。
①尼克·卡特（NickCarter）：19世纪末美国一套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名。19世纪80年代约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