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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普遍论与经济优先分配
理查德·罗蒂 著
萧俊明 译
在何种情况下一个人才可能提出“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当某人试图
左右其听众使他们组合成一个更具凝聚力的社团时；提出这一问题似乎最
合时宜。一位政党领袖在一次政党集会上可能提出这种玩弄辞令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中；这意味着某种与下列问题相似的东西：“我们可以找到何种
一致的理想能使我们不似一群乌合之众而更似一支军队；不似偶然凑在一
起的游民而更似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团结起来的民众？”
“我们是谁？”与传统的哲学问题“我们是什么？”相去甚远。后者与康德
的问题“人是什么？”可以同日而语。二者都意味着“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其他
动物物种有何差别？”或意味着“在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中；哪些最为重
要？”这种以“什么？”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
反之；以“谁？”提出的问题是政治的。它是由这样一些人提出的：这些
人想把更适应于某种特定目的的人同那些不适应的人分割开来；把前一类
人组成一个自觉的道德社团；也就是一个靠相互信任和在需要时愿意依赖
同党的帮助而团结起来的社团。回答“谁？”问题就是试图铸造或者说重新
铸造一种道德同一性。
·4·传统的道德普遍论把对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什么？”问题的回答与对
政治的“谁？”问题的回答混为一谈。普遍论预设；全人类共有品质的发现足
以说明全人类为什么（而且或许是如何）应该将自己组成一个世界。它为全
球政治提出了一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按照宗教断定的模式；亦即人
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就的；哲学普遍论断言；共同品质的存在证明了一个
共同的目的。普遍论认为；理想的人类共同体的形式可以参照一种普遍的
人性来确定。
在近期的西方哲学中；人性的观念似乎已经过时。自从达尔文以来；哲
学家对于自然性这个观念越来越怀疑。西方哲学家一直力图使自己适从达
尔文的断定；即我们所称之为的生物物种是机遇的偶然产生———这个断定
消除了希腊的自然类与人为类之间的区分。因为如果自然类———物种———
的范式是变异的基因与环境之间的偶然碰撞的结果；那么自然性这个概念
则似乎是人为的。达尔文同希腊人和启蒙运动一样；难以继续将“自然的”
这个词用作为一个赞美之词。
当自然性观念行将就木之时；当希腊的以实在代替表象的探索一去不
复返之时；描述事物内在本性的方式取代了人类认为可用来描述事物的各
种各样的方式。试图摈弃实在———表象之分的作法起始于尼采的《偶像的
黄昏》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这两部著作均认为；只有在实在具有一种内
在本性时；真理是实在之对应的观念才有意义；但是这两部著作亦认为；不
甚明确的是我们如何才能说出某一描述词汇是否与这样一种本性相“对
应”。
那种认为某种这样的词汇总归比其他词汇更接近于实在的本性的观念
对宗教皈依者具有意义。因为那些信仰某一宗教的人奉为神圣的是造物主
的圣言或意志；不仅仅是“万物要求用什么语言来被描述？”这一问题具有意
义；而且答案已经是明确的。然而；对现世主义者来说；理解万物要求以某
种词汇来描述这一观念的唯一途径即是转向科学。启蒙时代的现世主义认
为；自然科学的词汇是自然自己的———这种词汇所做的种种区分是接合处；
自然要求从这里被分解。
詹姆斯和尼采认为这种科学主义是宗教思维方式的持续；是一种不幸
的持续。他们竭力强调；物理学词汇只是有用的词汇之一而已———对技术
·5·目的有用而对其他目的则毫无用处。二者均认为；启蒙运动试图以科学来
取代目的论的位置的作法；如同认为万物要求某种描述的初始假定一样；是
一个错误。二者均认为；在众多描述中选择其一即是在众多人类目的之间
选择其一；而不是在人类目的与某些非人类目的之间作出一个选择。他们
关于人类处境的达尔文式的观点使他认为描述是工具；而不是试图与实在
的本质对应。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工具。
采纳这种观点意味着以在关于世界的目的论的；科学的及形而上学的
描述之间作出的选择取代在人类目的之间作出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对于
目的的选择几乎总是在各个人类群体之间作出选择；而不是在抽象的公式
之间作出选择。选择要为之奉献一生的目的通常是在实际的可能的人类社
团之间作出选择：在具有某一压倒一切的目的的一类人与具有另一压倒一
切的目的一类人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按照尼采和詹姆斯共有的实用主义
观点来看；形而上学问题遮蔽了政治问题；亦即关于某人希望加入或创建的
某个群体或某些群体的问题。
譬如；采纳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即是选择一个为了培根所说的“改善人
类状况”而致力于征服自然的人类社团。拒斥这种形而上学；无论是以宗教
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去拒斥；还是以甘地或海德格尔的方式去拒斥；均是对
“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预设另一种答案。这样一种拒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
试图创造一个围绕着一个不同的目标组织起来的不同的人类社团。
综上所述；我理解尼采和詹姆斯是说；“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应该取代
“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而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我们总是要回到这
个问题上来———在我们回答其他问题时这个问题已经被回答。在尼采和詹
姆斯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看来；对于人类是什么作出的每一次解说都是在一
种掩饰下提出建立一个新的人类社团的方案。“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取代
了希腊的“人类是什么？”以及康德的“我能知什么？”和“人是什么？”等问题。
它取代了所有以新的形式来表达康德的“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
康德的问题以这种新形式变成了“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因为；正如康德
所见；这不再是一个关于个人灵魂不朽的问题；而是关于物种的未来的问
题。“我们是谁？”亦是着眼于未来；但着眼的方式与“我们是什么？”这一问
题不同。“什么”问题信奉的是前达尔文的人类本质概念；这种概念在柏拉
·6·图的其他本质天国中占有一席之地。“谁？”问题抛弃了本质的概念；内在实
在的概念；因而也抛弃了我已经说过的实在与表象的区分。因此；它不再提
出一个永恒的问题；而是提出一个关于未来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关于未
来的问题并不需求一种预言；而是需求一种设想。去问我们是谁变成了去
问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建设什么样的未来的一种方式。
尼采和詹姆斯一致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对其答案却各
执己见。二者各自考虑的是不同的设想：尼采的设想是贵族的；詹姆斯的设
想则是民主的。尼采的“我们”包含的是幸福的少数人；琐罗亚斯德的选民；
詹姆斯的“我们”则是一个全球合作联邦的居民。詹姆斯认为基督教和启蒙
运动所共有的普遍论假想是毋庸置疑的。普遍论的假想认为；我们的道德
社团应与我们的生物物种是同一的———不是按照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界
定；而只是由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以与之杂交的生物体来构成。这种设
想无非是想把全球的资源如此地分配；以至于人类的每个儿童都可以像其
他任何儿童一样享有个人发展的机会和生活机遇。
显然；尼采并不认为这种假想或设想是理所当然的。假如尼采重现于
我们中间；他可能会说；这种设想甚至比它在一个世纪以前时更荒谬。就目
前而论；即便这种设想是众望所归的；但它显然是不可行的。在1900年；全
世界仅有15亿人口；大地上还有森林；大海中还有鱼类；这种平均主义的设
想在这个时期可能还有意义。但是到了2010年；我们将有70亿人口；森林
所剩无几；鱼类近乎灭绝。因此；可以想象尼采会发出如此之言：即便民主
的平均主义在1910年不失为一个高明之见；但在现今无人可以将它作为一
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提出。提出这样的方案要么是伪君子之为；要么是自欺
欺人。
尼采的观点可以重述和引申如下：世界上那块孕育了基督教和启蒙运
动的地方是块不同寻常的福地。只有那些极为幸运享有的物质产品比他们
实际需要的更多的人们才可能萌发我们的道德社团应与我们的生物物种是
同一的假想。那些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民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道德
普遍论是富人们的发明。
世界上富庶的地方；那些已经实现了启蒙运动的某些梦想的地方；亦是
技术起飞之地。甚至在启蒙运动开始使欧洲成为民主的之前；技术便开始
·7·使欧洲富起来。只有那些已经特别富的因而生活很有保障的人们；才可能
严肃地考虑民主观念；更不要说全球民主的观念了。道德理想主义与经济
成功携手并进。后者显然不是前者的充足条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尼
采承认；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我们还应向尼采承认；任何可预见的技术应用都不可能使每个
人类家庭富裕到足以让它们的子女享受幸运之地的家庭现在认为其子女理
所当然应享有的机遇；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类似机遇。还没有谁写出这样
的剧本：其结局是每个在秘鲁、安哥拉和孟加拉出生的孩子都不必去做工；
可以上学至18岁；如果很有天赋的话；然后继续上大学深造；从而可以最充
分地发掘其潜能。甚至去展现这些国家的家庭不是尽可能多地生育收入来
源而是理智地实行生育控制的剧本；也未见有人写出。
此外；亦没有谁写出这样一个剧本：剧中展现了幸运的工业化民主国家
的人民如何重新分配其财富；为不发达国家的儿童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