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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强迫我们，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们的结果，我们必须始终一致地对待他们。加法的规则适用于我们的债权，但也同样严格地适用于我们的债务。圆周与直径的比例，虽然没有人算到百位的小数，但是在我们观念上已经预先确定了。如果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加以计算的一个具体的圆周的数目时，我们只要照平常的规则加以计算，把正确的数目写下来就成了；因为这些规则无论在什么地方计算起来，都有同样的真实性。
在可感觉到的秩序的压力和理想的秩序的压力之间，我们的心灵是这样被挤得紧紧的。我们的观念必须同实在符合，不管这些实在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事实还是原则，否则就会受到不断的矛盾与挫折的惩罚。
至此为止，理智主义者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只能说，我们只接触到问题的表面。
因此实在不是意味着具体的事实，就是意味着抽象的事物与它们之间直觉地感觉到的关系。此外，实在的第三种意义是指我们所已经掌握了的其他真理的全部，这就是我们的新观念所不得不考虑的东西。但是，再用流行的定义来说，与这三种实在符合究竟是什么意思？
正是在这里，实用主义与理智主义开始分道扬镳了。首先，符合的意思无疑地是摹写，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只要用“钟”这个词就行了，无需在思想上有钟的运转的图样，而且在许多实在情况中，我们的观念只能是符号而不能是摹本。“过去的时间”、“力”、“自发性”——我们的心怎能摹写这些实在呢？
广义说，所谓与实任“相符合”，只能意味着我们被一直引导到实在，或到实在的周围，或到与实在发生实际的接触，因而处理实在或处理与它相关的事物比与实在不符合时要更好一些，不论在理智上或在实际上都要更好一些！符合常常只指反面的问题；就是从实在方面没有什么与它矛盾的东西来干扰我们的观念在别处指导我们的方法。的确，摹写实在是与实在符合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决不是主要的方法。主要的事是被引导的过程。任何观念，只要有助于我们在理智上或在实际上处理实在或附属于实在的事物；只要不使我们的前进受挫折，只要使我们的生活在实际上配合并适应实在的整个环境，这种观念也就足够符合而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这种观念也就对那个实在有效。
这样，名称之是“真”是“假”正象明确的意象是真是假一样。他们竖立了类似的证实过程，而引向完全相同的实际结果。
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交流的。我们交换观念，交换证实，通过社交彼此得到这些观念和证实。一切真理都这样在口头上建立起来，保存起来，供大家利用。因此我们说话要前后一贯，就象我们的思想要前后一贯一样；因为在谈话和思维中我们都涉及类别。名称是随意决定的，但一经为人所理解了，就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决不能同时把亚伯叫做“该隐”，或把该隐叫做“亚伯”。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和《创世记》全书配合不上了，就和自古到今那本书中的语言与事实的范围的锁链脱离了关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置于那种语言与事实的全部系统所体现的任何真理之外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真的观念都不容许我们直接或面对面地去证实——例如象该隐与亚伯那些过去历史的观念那样。时间的溪流只能在口头上加以回溯，或间接地用现在的延长或过去所隐藏的效果来予以证实。如果它们和这些口语或效果相符，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过去的观念是真的。正象过去时间的本身是真的一样，凯撒也是真的，上古的怪兽也是真的，他们各在他们相当的日期和环境中存在过。过去时间和现在一切事物的符合一致，保证了过去时间本身的存在。过去象现在一样，也是真的。
这样，符合基本上变成为引导的问题——而且这引导是有用的，因为它引导我们到那些包含有重要事物的地方。真观念直接引导我们到达有用的可感知的境界，又引导我们进入有用的语言和概念的地方，它们引导我们走向一贯性、稳定性和人们往来的交际。它们引导我们离开乖癖和孤独，离开错误的和无效的思想。引导过程不受阻碍的流动，免于冲突与矛盾被认为是它的间接的证实；但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最后，所有真的过程都必然导向某处曾为某人的观念所摹写的可感觉的经验的直接证实。
这就是实用主义者对“符合”这个词的广泛的解释。他完全从实际上来处理它。他让这名词包括任何现在的观念到未来境界的传导过程，只要这传导进行顺利的话。只有这样，远远地超越了常识范围的“科学”观念，才能说是与它们的实在相符合。正如我所已经说过的，现实好像是由以太、原子或电子构成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死守着字面去想它们。“能”这个名词决不代表任何“客观”事物。它不过是一种度量方法，度量现象的表面，从而把它们的变化贯穿在一个简单公式之中。
但是在选择这些人为的公式时，我们决不能大胆任意而不受惩罚，正象在常识的实际水平上我们不能那样任意而不受惩罚一样。我们必须找一个有效验的理论；而这就极端困难了；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在以前所有的真理和若干新的经验之间作中介。它必须尽量少扰乱常识和旧的信念，还必须引导到能够严格证实的某个可感觉的境界。有“效验”的作用指的是这两种情况。这两者的中间夹得很紧，任何假设都不能对之疏忽大意。没有什么东西象我们的理论这样受压力和控制的了。有时候其他可选择的理论公式跟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是同样相容的；而这时候我们就凭主观的理由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那种我们业已有了偏爱的理论。我们追求“优美”或“经济”。克拉克·马克斯威尔好象在哪儿说过：在两个同样充分证实的概念之中，选择那较复杂的一个，是“不大高明的科学趣味”；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同意他的话。科学里的真理是那些给我们最大限度满意的东西，其中也包括趣味在内；但与以前真理和新事实彼此一致，永远是最迫切的要求。
我已经引导你们跋涉过了一片极端难行的沙漠。现在，请允许我说句俗话：我们就快尝到椰子里的甜汁了。理性主义的批评家们在这里攻击我们，要想回击他们，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干燥的讨论，转而对重要哲学上的另一方面作全面观察。
我们把真理解释为一种多数的真理，是许多引导过程的真理，这些真理是在事物中实现，而且只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这些真理是合算的。它们之所以合算乃是由于它们能引导我们进入或达到一个体系中的某部分，这一体系在许多点上已深入于感性知觉而这种感性知觉又是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去摹写的或不去摹写的。但我们现在无论如何和它们已有了一种关系，笼统地叫做证实的关系。对我们说来，真理不过是许多证实过程的一种集体名称，正如健康、富裕、强壮等等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其他过程的名称一样，我们追求它们也是因为追求它们是合算的。真理正如健康、富裕、强壮等等一样，也是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里理性主义立刻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我可以想象得出来一个理性主义者会说象以下这样的话：
“真理不是造成的；它是唯一无需任何过程的关系，绝对地存在着；但它超越经验之上，每次都击中现实。我们相信在那边墙上的东西是钟，这已经是真实的了，尽管整个世界史里没人对此加以证实。无论什么思想，有了那个卓越的关系的性质，这思想就是真的，不管它有过证实过程没有。你们实用主义者在把真理的存在置于证实过程中时是本末倒置了。证实过程只是真理存在的符号，只是确定事实的不中用的方法，而我们的观念已经有了这种确定事实的奇妙的性质。这性质本身是没有时间性的，象一切本质和自然一样。我们的思想直接分享真理，正如它分担虚伪和不相干一样。真理决不能分析出实用主义的后果来。”
理性主义者的这种激烈驳斥之所以好象有理，是由于我们所已经十分注意的那个事实。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充满属于同样类别和同样联系着的事物的世界里，一个证实，可适用于同类的其他事物；知道事物的最大用处，不只是为了引导到这些事物而已，而且为了引导到它们所联系的其他事物，特别是引导到人们关于它们的谈论方面。就实用主义来说，在经验以前就存在的真理的性质，意味着在这世界里，有无数观念，用间接的或可能的证实方法运用起来比用直接的或实际的证实方法还要好些。经验以前的真理仅意味着可证实性；否则便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即理性主义者那一套老的手法：把一个具体现象的实在的名称当做一个独立的、预先存在的实体，再把这名称放在实在之后，作为它的解释。马赫教授曾引用过莱辛的讽刺诗说：
“汉辛·施劳对他的表哥弗里茨说：
‘弗里茨表哥，世上最富裕的人正好就是最有钱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汉辛·施劳把“富裕”这个因素看作是和一个人的富有的事实不同的某种东西。而这某种东西，他看做是先存于那些构成富翁之为富翁的事实之前，事实成为不过是符合于富翁本人的天性本质的一种第二性的东西。
在“富裕”这问题上，大家都能看出这种错误来。我们都知道，富裕是某些人的人生参与的具体过程的名称，而不是一种，只有洛克菲勒和卡尼基才有，别人都没有的天生的优越性。
象富裕一样，健康也是存在于事物中。虽然我们惯于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