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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胞体。
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双向的谈话了。今天下午你讲的一切，都会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不到明天就传遍全城，不到星期二就传遍世界，快至光速，一边传一边变调，形成始料不及的新的信息。最后，它出现在匈牙利时成了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笑话，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一首诗，或者竟成了巴西什么人讲话中间的一个长时停顿。
我们进行大量的集体思维，大概比任何社会性的物种都要多。尽管这种思维几乎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并不公开承认这一天赋。我们不象昆虫那样因进行集体思维而备受赞美，但我们仍是这样干着。我们能毫不费力、不加思索地在一个寒暑之内，在全世界改变我们的语言、音乐、风尚、道德、娱乐，甚至改变穿着的时尚。我们似乎是通过一个全面的协议这样作的，但这里不用表决也不用投票。我们只是一路想下去，到处散播着信息，交换披着艺术外衣的密码，改变想法，改变自身。
计算机玩不了这一层次的事。这对它是不大可能的。而这也没什么坏处。如果它玩得了这个，那我们就该打主意争取对自身的控制权，以便作出长治久安的大计，否则那就一定是我们的末日了。那会意味着，某一才智过人、消息灵通、当然还有计算机引路的集团，将会动手决定五百年后人类社会该是什么样子，而其余的人将以某种方式被说服而跟着他走。到那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就要嘎嘎响着停下来，我们就将永无尽期地停滞在今天的辙里。
倒不如不要什么管辖，走出自己的路。前景如此多趣而多险，不能交托给任何能预知后事的可靠代理人，我们需要失足跌交的一切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相互联系着的大脑的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的性质，就能象过去一样，让所有的选择都敞开在我们面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来监察我们能干出些什么事，那敢情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变化发生时就意识到变化，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大梦醒来，才吃惊地发现，过去的一个世纪一点也不象我们原先想象的样子。也许计算机可用来有助于此，但我仍然心下怀疑。你作得成城市模型图，但你会知道，这些城市是理性分析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你试图用常识预测未来，事情会搞得比先前更乱七八糟。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城市是人类最集中地群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施加着影响。城市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城市运行的奥妙，我们就不可能十分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社会。
不过，你还是会认为总会有某种理解的途径。地球上人类的大脑群集在一起，看起来就象个统一的、活的系统。麻烦之处在于，信息之流大多是单向的。我们都着迷于尽快地输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觉机制。我承认，我很少感觉到人类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还不如我感觉到一只蚂蚁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更多些。大家来想一想吧，这也许会是个很好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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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规划
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十年间，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我们仍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
把我们的科学冠之以“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大词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们愿意向人们讲，大家都属同一个研究领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学跟癌症的治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们不妨直说：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学政策，今天它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把医学上实用科学发展的缓慢归因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这是华盛顿当局的一种时髦作法。据云，如果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大家更郑重其事地注意实际应用的发明，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标，据说这样也更实惠、更省钱。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作“寻的” （targeting）。我们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实效的科学。基础研究可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据说，这正是时下的新趋势。
这种看法有个问题：它认为，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有了一宗很可观的可用信息，这些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医学还远没有达到能普遍用于解释疾病机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们象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领域，但在工程方面并没出现相应的进展。很可能我们就要产生一门相当的应用科学了，但不得不说，毕竟迄今还没有产生。对于制定政策的人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这门科学自然出现呢，还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钱的影响力来加快它的出现。
这里存在一些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烦，而现在又可能在自我更多同类的麻烦。自从有了医疗这一行当，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陷井里打转转。我们豆古以来就有这个习惯，这就是有一点机会和希望就要试一试。这种观念有时是以经验为依据，有时则是异想天开。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法子并不灵验。放血、拔火罐和腹泻疗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还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让我们难堪。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让一些类似的技术代用品捉弄着。毫无疑问，在这种事上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大家在集体地渴求尽快成为应用科学家，可能的话，明早一觉醒来成了才好。
然而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上世纪末叶，人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象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膛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尚未解决的一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癌症或中风等，我们了解的程度可比之于1875年那时候对传染病的了解水平，类似的关键性知识还没有获得。我们离解决问题就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需要过那么多年，就是需要做那么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对于任何要用更好的办法加速事情进展的意见，都必须加以虚心而严谨的细察。
全国规模的长期规划和组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全国健康学会来组织全国规模的联合攻关。今天的问题是：它的规划是否重点突出，组织是否十分严密；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标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作好安排，以后照着办就行了？
这样做看起来有条不紊，让人放心，而且也确有一些重要的难题已被这样地攻克了，这说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势的确奏效。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
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使结果能预期、准确地出现。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确定性，不然就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只是可能发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率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都成功了。
我贸然认为，若以这种分类法为依据，把有关疾病的重大难题来一番清点盘存，我们将发现有限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