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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蝗虫比肩挨踵紧挤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振动，嗡嗡叫，能量赶得上一架喷气式客机，于是便轰然起飞。
沃森（Watson， J。A。L）、内尔（Nel， J。J。C。）和休伊特（Hewitt， P。H。）三人曾经从野外收集到大量白蚁，把它们放在一起，有的成群，有的成对，进行观察。放在一群的白蚁变得越来越友好而好动，但没有表示产卵或交配的意向；相反，它们缩减摄水量，注意减肥，其飞行肌肉的线粒体代谢活动增快。被聚集成群的白蚁不断地用触角互相接触，而这似乎是中心的控制机制。重要的是被触而不是去触动。去掉触角，任何白蚁仍可成为群体中的白蚁，只要足够频繁地被其他白蚁接触。
分开的、成对的白蚁又成了另一种东西。一旦从蚁群中分出来，与其他所有白蚁的接触一停止，它们马上变得富于攻击性，冷漠刻板。它们开始强制性地饮水，而不再互相接触。有时它们甚至互相咬掉触角的末端部分，以减少触动的诱惑。暴躁易怒的白蚁终于安下心来，要在这种不利环境中尽可能过得好一点。它们开始准备产卵，并照顾新孵出的幼蚁，同时，飞行肌中的线粒体停止活动。
群居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蜜蜂和蚂蚁离群之后，除了死亡别无选择。实在没有单个个体这种生物，它并不比从你皮肤表面放逐出来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象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们是活动的细胞，通过一个密致的、由其他蚂蚁组成的结缔组织，在一个由枝状网络形成的母体上循环活动。条条线路交织得这样致密紧凑，使得蚁丘具有一个生物的所有基本标准。
弄明白蚁丘通讯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才是绝妙的事。不知怎的，通过相互间不断接触，通过象货币流通一样交换上级上带来带去的一点点白色的物质，它们能告知整个蚁丘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食物的地点，敌人的接近，维修蚁丘的需要，甚至告知太阳的方位。据说，在阿尔卑斯山中，登山者用细长的蚁穴那阿米巴状构形作为指南针。蚁丘的回报方式是管理那整个机构的事务，使其各个蠕动的部件协调一致，使蚁穴保持通风、清洁，以使之持续四十年之久，通过长长的触角取来食物，养育幼仔，捕捉奴隶，种植庄稼，并不时象生儿育女一样在近处生出亚群落。
群居性昆虫，特别是蚂蚁，已被作为各种寓言的源泉。它们给人以勤劳、互相依赖、利他、谦卑、俭朴、耐心等种种教诲。它们被用来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领域中指导我们。从白宫直到街道储蓄所都得接受它们的指导。
而现在，它们终于成了一种艺术造型。纽约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了收集到的二百万活的兵蚁，那是从中美洲借来的，以单个群落的型式展出，题为“图案与结构”。它们被陈列在沙子上，放在一个大方匣子里，四周是塑料挡板，高得足以防止它们爬出来，爬到曼哈顿的街上。作品的创造者根据他自己的灵感和蚂蚁们的趣味，改变着各个食物来源的位置，而那些蚂蚁就自动地形成一些长长的、黑乎乎的、绳子一样的图案，伸展开来，象一条条扭动的肢体、手、手指，爬过沙地，排成月牙、十字和长椭圆型，从一个站点伸到另一个站点。经过这样摆弄的蚂蚁，被一群外着冬季服装的人们充满热情地观看着。这些人排成整齐的队形，连同那些蚂蚁成了一种抽象、 一种活的活动雕塑（mobile），一种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一种实物艺术（found art），一个事件，一件模仿滑稽作品，只是随视点不同而异。
我可以想象，那些人围绕塑料挡板移动着脚步，肩挨着肩，有时手碰碰手，交换着一点点的信息，点点头，有时笑笑，象纽约人惯常那样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他们身上的线粒体油足火旺，咝咝冒着蒸汽。他们围绕大匣子以整齐的队列移动，有分寸地、彼此无伤地互相拥挤着，往下看着，点着头，然后退开，让新来的人进来。从远处看，围着装有长蛇状兵蚁群的白色塑料匣子的人密集一起，彼此交头接耳，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是令人惊异的东西。他们莫不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
很可惜这一些我都没有亲眼看到。待我从电视和早报上得到了这消息，按捺不住地想要前往曼哈顿，而且也准备好要往那儿迁徒时，我得知，那些兵蚁全都死了。
艺术造型干脆解体了， 一下子解体了， 就象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0。28－）的画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脸孔中的一个。
没有解释，除了那个没有证实的传言：死亡可能是周末期间画廊的冷流造成的。星期一早上，它们懒了，活动不那么准确了，没生气了。然后，死亡开始波及一部分，然后另一部分，一天之间，两百万蚂蚁全部死亡，由人扫入塑料袋里，放到外边，以便由清洁车吞食、消化。
这是个悲凄的寓言。对其寓意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这一定跟那塑料有关系，还有那离开土地的距离。从中美洲丛林的土地到画廊的楼板有好远，特别是你能想到，曼哈顿本身也是悬在某种水泥台上，由一些电线、煤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网络支撑着的。但我想主要还是那塑料。在我看来，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东西中最非自然的东西。我不信你能把兵蚁从地上悬起来，悬在塑料上，悬任何一段时间。它们会失去接触，耗尽能源而死去。
人踩在蚂蚁身上，踩死一只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万蚂蚁组成的这样大的一头动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一阵深切的同情，和一点说不出的什么。神经紧张地这样想着，特别想到曼哈顿和那个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伸手从架上取过那本书——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宽心丸：
“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作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是自己一个人读还只是一种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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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一旦你象我一样，由于意识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物种而惊讶不已，你会留眼观察，注意片片断断的证据，以证明这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件好事情。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象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如今这年头，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寻找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活动。消耗我们大部分精力，把我们大家捆在一起的联合建筑活动，当然是语言。但语言结构之大，发展又这样缓慢，没有人能在这件工作中感觉到个人的参与感。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项目，其大小能让人把握住的，如国家，或空间技术，或纽约城，想一想就难免让人沮丧。
只有在我们很小的事业中， 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 座落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一个人类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进行着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预触及它，并不断被这种干预改善、润色。这地方被凑成一起，赋予生命，维持到今天这种成熟状态，还准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变复杂，而做出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为一伙人。不管是百年来那些主任其事的显要的名人，还是季节性涌来骚扰的那数不清的委员会，还是名义上拥有并操纵着它的那六百人的集体，甚至包括那些董事们，都未能对之做更多的事，不过是极轻地执着这个机构的缰绳。它似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从来都没有显得很好地组织过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从1888年得到批准时就一直在建造着这个实验站。准确地说，是早在1871年开始的。其时，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被选中作一个海洋渔业局的驻地。这儿是湾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汇处，各种各样的海洋和海湾生物这里都可见到，另外还有各种鸟类可供观瞧。学究型的人们从波士顿漂到这里，到处看了看，开始互相解释些什么，于是，这地方就起步运行起来。
从一开始，实验站就缓慢然而也稳步地发展着，不时生出新的建筑物，担负起新的功能，扩大着规模，每年夏天通过自己的某种趋向性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以及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今天，它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生物学中心；它成了没有官方命名的（迄今也没有官方资助的）国家生物学实验室。它对于生物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抵得上这个国家许多大学的总合，因为它一向有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天才中的佼佼者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你四处打听一下就会发现，那儿总有一些当今生物学和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这里的夏季生理学课程非正式地引导入实验站的学术活动；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为访问者在此处的实验室消磨时光时，偶尔产生这种或那种想法，促成了他们的关键性实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度个假，就获得许多想法，足以使远在国内的实验室整年忙个不停。有人统计过，有三十位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曾经在某段时间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工作风，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对学术有这么多的影响，竟能够一直这样绝对地保持自治。当然，它跟外界有着种种联系，因某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