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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效果也相同。人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映像，自己的映像对他来说好比是个陌生人，但，一旦持客观的观点，这种结局就是必然的。总之，客观的观点意味着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情感里。作为道德的个体，他思考的对象不只会是自己。①而只有当人们采用了此观点，他才可能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只有当他注意到事物本身的缺陷时，这种观点才变得可能。要不然的话，在人们从镜中照看自己时，那个超乎自私天性的东西就悄悄向他说，要记住，你从镜中看到的那个陌生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这就像不许接触的警告相似，同样也发生效用，使他不能客观地认识那个映像。真是这样，要没有那潜在的怨恨的话，这种观点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①请见《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275页。
生命对于一个精神枯竭、松懈的人来说，是如此短促，渺小甚至一闪即过，所以也就不存在让他费心劳神的事或是至关重要的事，什么欢乐、财富甚或名誉均无所谓，即使有众多败绩，他也不可能为此惨遭损失——反过来，对于精神充实的来说，生命就显得是如此的宽容、冗长，是如此的重要，一句话，就是如此举足轻重又充满艰难险阻。因此，要想撷取生命之奥妙、判断生命之价值、实施个人之计划，就非得在困难中沉浮不可。后者是普遍的、内在的人生观，亦即格拉喜安在说起如何观察事物时指出的——磨炼真诚和活力。前者即超自然的人生观，在奥维德的〃不应当如此〃中，这个观点得到了深切的表达。——生命并不值有如此的坎坷跌宕，并且依照柏拉图的说法是，人生的事务并不值得去牵肠挂肚。这种思想境界，是属于意识领域内的上乘境界，是摆脱了意志束缚的才智，它客观地看待生命现象，因而也就必然会洞悉生命的虚无渺茫和微不足道。相反在另一境界中，意志是高于一切的，之所以会有才智，仅仅是为了照亮生活里满足欲望的路途而已。
一个人的伟大或渺小，是由他的人生观决定的。
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往往不惮于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陷，并把它们公布于众。他把这些当作是某种适宜赔偿的东西而不认为这些会使他蒙受耻辱，倒反认为这是为自己添光增彩，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品质相符的过错更是如此——必要条件——或像乔治·桑所说的美德之瑕疵。
那些具有优秀品质并才智健全的人根本否认自己有哪怕是十分微小的弱点，他们总是小心谨慎，竭力掩饰，对哪怕是十分细微但能显露弱点的痕迹都十分敏感。这种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他们没有过错，没有缺陷，而他们的错误一旦被发现，就会声名狼藉，斯文扫地。
对于才智平庸的人来说，谦逊只是诚实罢了，而对那些天资非凡的人来说，谦逊就是虚伪了。后者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尊敬可以直言不讳，也绝不会否认自己的非凡能力，而前者只永远会谦逊。马克西姆斯在《论自信》一书中关于自信的章节里，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并列举了事例。
不登剧场的大门，就好像梳妆完毕却没有照镜子一样，更糟糕的是，作了决定却不跟朋友磋商。一个人可能会在一切事务中表现出超人的判断力，但一涉及到自己就只能束手无策了。这是由于此时他的意志在起作用，从而立即破坏掉他的才智，所以千万要牢记，做事定要与朋友商量。医生能医好其他人的疾病，而面对自己的病魔却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他的同行。
我们或多或少地总是希望了结我们所做的一切，急切希望了结，一但了结就会兴高采烈。但，通常的结局就跟我们企盼可望不即的事那样虚无渺茫。
每一次的离别都预示着死亡，而每一次的重复又预示着复苏，所以，即使是那些彼此淡漠的人，分别了二、三十年后一旦重逢，也会欣喜若狂。
才智确实是有着千差万别的，但只给予一般的观察是不能做出清晰的比较的，因此，必须作密切细微的观察，不然就不能够看出区别来。仅从事物的外部现象看，也是难以对才智作出判断的，像教育、娱乐、职业等，不过仅从这点来看，也是可以看出，许多人的生存地位要比一般人至少高10倍。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并不是指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其生存仅比森林中的猿类略高一些。例如，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的搬运工们（那里的冬日是如此的漫长，使人们有较多的空闲思考），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从头至尾了解一下就能知道的，他们终年饥寒交迫，以卖苦力为生；为了每日每时的生计而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们四处奔波，忍辱求职，时过今日不知有否他日；精疲力竭之后才会有短暂的休息；无休止的争吵，他们根本无暇思考；肉体上的乐趣就像是温暖的气候，没有足够的饮食可以让他们取乐。最后，他们身上还有一点点虔诚的宗教信仰，这是唯一的一点玄学成分。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低级意识所具有的生活态度，他们终生为生计所迫而忙忙碌碌。这种混乱杂乱无章的梦境便是如此众多之人们的生活。
只有在必须运用意志力的时候，这些人才会有瞬间的思考，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相互有关联的整体，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暇顾及，可以这样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浑浑噩噩的生活着。与我们相比，他们这些贱民与奴隶们的不知其然的生存方式更近似动物，是完全局限于眼前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却要比我们少得多。由于我们的欢乐，从本质上说是消极的，或者说其欢乐在于从某种形式的痛苦或者欲望中解脱出来；在于动手与结束之间连续而迅速的交替，这样的交替是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终身伴侣，是他们从劳动过渡到休息，最后达到欲望满足的境界时所使用的扩大形式——这种形式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欢乐之源泉。可实际上，当我们观看穷苦人欢乐的面容时，发现较之富人更为开朗，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证据，更能说明问题。
现在我们暂时撇开这种人看看精明的商人吧。他们干的是投机倒把的勾当，所以整日冥思苦想其计划，而后万般谨慎地将其付之实施；他们成家立业，养着自己的妻儿老小，在社会生活中也享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显然，他们的觉悟比起前者来要高得多，他们的实际生存也有着崇高的现实地位。
接着我们再看看学者们。他们也许考证过历史，也曾纵观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因此他们意识到生命是一个整体，所以也就能够观察事物而不受其生存时代和个人利益的局限。
最后我们还要看看诗人或哲学家们。他们这些人具有高度的思维能力，但不愿潜心去考证任何特殊的生存现象，只在生存本身面前感叹、诧异、并把这深奥的谜当作自己研究的课题，然而他们所具有的意识倒也足够让他们去认识全部世界究竟有多深奥，因为他们的才智全部摒弃了作为意志的仆役的作用，而是把世界整个展现到自己的眼前。这个世界要求诗人或哲学家们去检验、思考，却又不让他们在这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说意识的程度就是现实的程度的话，那这种人的存在就可以说已经是登峰造极了，随之对他们的描述就非同一般，而很具意义了。
一般说来，人类高于其他动物，他们接受训练的能力要比其他动物强，伊斯兰教徒们要受训，以每日5次面朝圣地麦加膜拜褥告，而且从不间断；基督教徒们所受的训练就是，凡事都要手划十字，默然垂首等等。宗教确实可以说成是训练艺术的杰作，这是因为宗教训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像众所周知的他们是从小就抓这种训练。如果人们从5岁起就开始受到宗教教义的灌输并在肃穆的气氛中接受谆谆教诲，那么，不管这种宗教存有多么大的谬谈或别的什么，它也会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所以，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要想获得训练的成功，就得从早抓起才行。
贵族和绅士被训练为珍惜名誉并以此为大，——为了名誉，他们可以热情地、毫不动摇地坚信荒谬可笑的骑士制度中的法规，他们也可以为了信仰而不惜捐躯，还可以为此向国王表示尽忠心。
再有，我们对于贵妇人所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交口称赞，并对此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态，对于龙子凤雏，对于达官贵人和地位显赫的爵爷们的敬仰等等，都是属于训练之行。同样，我们对自己所蒙受的辱骂所表现出来的嫉恶如仇亦如此，而且辱骂的性质决定了嫉恶的程度。例如，你要是说一个英国人不是绅士，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言语；要是说他满口谎言，他更不能忍受；你要是把法国人称为懦夫，把德国人贬为愚昧，他们都会暴跳如雷。
有很多人，在一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训练有素，是个正人君子样，可是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却又大吹大擂毫无羞耻感。比如说，他可以不抢不偷你的财物，可是，一旦他发现你有某个东西是他十分喜爱的，他就会直接向你索取而不付分文；再如商人，他往往可以没有顾忌地欺诈你，却矢口否认自己的盗贼行为。
专管思考、观察的大脑机要，不必要有感官的刺激便积极活动，这个时候的人的想象力就特别丰富。所以我们发现，只有在感官不受外界的刺激时，想象力才是积极的。囚牢或病房里那种长期寂寞、沉静、昏暗的状态——这些都提高了想象力的积极性，在它们的影响下，想象力也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我们的观察力对着无数现实材料时，比如在旅途上，或是在喧闹的世界上，或是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这时的想象力就像没有一样了，即使说会引起某种想像，但这种想象力是不积极的，好像它也知道此时的时机不佳。
但当想象力产生了某种实在的结果时，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