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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白，但使氯化银变黑；热使蜡变软，但使陶土变硬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只根据对动机的认识来预言行为，而必须对性格也有深刻的认识。
A忒耳西忒斯，希腊军的一个普通士兵。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将他描写成饶舌、凶狠、丑陋可笑的人物。近代文学中仍保留了他的这种形象，把他比喻为粗鲁、凶恶、乖僻的人。
第二，人的性格是验知的。人只能从经验中去认识它，不但对他人是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人们发现，他们所具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如公正、无私、勇敢等等并没有达到他们最善意地设想的程度，这时，他们常常会像对别人一样，也会对自己感到失望。因此在面临作出困难的选择时，我们自己的决定对我们自己来说，在作出决定之前，也会像别人的决定一样，是一个秘密。我们时而会想，应该作这样的选择，时而又会想，应该作那样的选择，而这都依据是这个动机，还是那个动机更靠近认识的意志并试着向它施加压力。这里，〃我能做我想要做的〃陈述就会造成一种意志自由的假象。最后总是较强的动机使自己的力量对意志产生了作用，而作出的选择也常常会和我们当初的猜想有所不同。因此最后也没有一个人会知道，在还没有处于某种特定环境中时，别人和他自己会如何行动。只有在经过试验以后，他才能对别人以及他自己有把握，然后他才能说，经过考验的朋友，试用过的仆人是可靠的。一般地讲，我们对待一个熟悉的人，就像对待任何一种其特点我们已经知晓的事物一样，并且有把握预知从他那儿将能得到什么和不能得到什么。谁曾经干过什么，在同样情况下就会再干一次，而不论好坏。因此，需要大的、特殊帮助的人，就会求助于经过考验证明是品德高尚的人；而想雇一个杀手的人，就会在那些手上沾了血迹的人中去寻觅。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的记载，①西拉古地方的盖罗不得不把一大笔钱完全托付给一个人，这个人应该在不受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把这笔钱带到外国去。在卡德茂证明自己具有罕见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诚实和负责的品格后，被选中承担此事。他的可靠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同样，只有从经验中，以及当时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我们自己，而信任和不信任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是满意或不满意也要根据我们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深思熟虑、忠实可靠、守口如瓶、细致入微，以及这种情况可能要求的品格，或表现得缺乏这些德性而定的。只有对自己的验知的性格的充分认识，才使人具有我们称之为修养的性格（crworbenerCharakB ter）。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对他自己的特点，好的和坏的，也就会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因此知道，他可以相信和要求自己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在此之前，由他的验知的性格，他只能扮演一种自然主义的性格（naturalB isirterCharakter），即根据本性来扮演，而现在则可巧妙地、有计划地、坚定不移地、从容不迫地去扮演，而不会像从前那样，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任性了，任性始终表明，一个人，在某种场合下，对自己也曾错看过。
①第7卷第164页Ⅲ，164）。
第三，人的性格是不变的：人们的一生始终是同一种性格。同一个真实的人，就像螃蟹藏在它的壳中一样，藏在他的年龄，他的状况，以至他的知识和观点变化着的壳中，而全然不变和始终是同一个人。他的性格只在方针和材料方面经受着一种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年龄及其需要的不同造成的。人决不改变自身：他在某种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即使对这些情况有正确的认识），他也会始终重新这样做。人们可以从日常的经验中获得这一真理的证明。但是这方面最令人吃惊的证明则是，人们在重新见到一个20至30年前的熟人并即刻认出他还是老样子时获得的。尽管有些人嘴上否认这一真理，然而他自己则是以此为行动前提的。因为他决不会重新相信一个他认为不忠实的人，但他却会相信那个从前证明是忠实的人。所有对人的认识和对经过考验的，守信用的人的坚信不疑之所以可能全是以这一真理为基础的。即使这种信任有一次欺骗了我们时，我们也绝不会说：〃他的性格变了〃，而会说：〃我对他的认识错了〃。如果我们想要评判某种行为的道德价值的话，那么根据这一真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一行为的动机，然后才加以褒贬，但是我们的褒贬并不针对动机，而是针对性格，针对由这样一个动机决定的性格，性格乃是这一行为的第二个，而且是只有人才具有的因素。根据这同一个真理，真的荣誉（并非骑士的或笨蛋的荣誉）一旦丧失，就决难重新建立，而唯一的一次不光彩行为的污点却永远也抹不去，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给他打上了烙印。所以就有这样的谚语：〃偷过一次，永远是贼。〃根据这一真理，在重大的国务活动方面，也会发生希望有人背叛，因此就寻找叛徒，利用叛徒和褒奖叛徒的事，然后在目的达到后，又会明智地抛弃这样的人，因为情况会发生变化，而他的性格是不会变的。根据这同一个真理，一个戏剧作家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不能保持他的人物的性格，也就是说，他不能像大作家们那样，用一种自然力的稳定性与严格的首尾一致性来描写他的人物的性格，就像我用莎士比亚的例子详细证明的那样。①是的，连良心的可能性也是建立在这同一真理之上的，虽然这种良心总是使我们在晚年时才指责我们青年时的恶行。例如，J．J．卢梭（Rousseau）是在40年后才忏悔他控告使女玛利安偷窃一事，实际是他自己干了以诬陷她的。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性格一成不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晚年就不会对年轻时最荒唐的错误、最粗野的无知、最惊人的愚蠢感到惭愧，因为情况已经变了，这些事情是认识上的事情，我们已摆脱它们了，早已像扔我们年轻时的服装一样把它们扔掉了。根据同一真理，一个人即使在认识最清楚的时候，甚至是在对自己的道德错误与罪行表示憎恶的时候，甚至在最真诚地决心改正的时候，实际上也不会改过，而是会不顾最坚定的决心和真诚的许诺，一有新的机会，又故态复萌。对此，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奇怪。能改正的只有他的认识，因此他会这样想，他以前用过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手段并没有使他达到目的，或者是弊多利少，然后他就去改变他的手段，而不是去改变他的目的。美国的忏悔制（dasamerikanische Ponitentiarsystem）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它并不是要改良人的性格，人的心，而是要改正人的头脑，而是要向他指出，他因为自己的性格而刻意追求的目的，沿着迄今所走的不正当道路的话，只能比走真诚、劳动和满足的道路更难达到，而且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遇到更大的风险。一般地讲，只有各种改良和自新的范围与领域才寓于认识之中。性格是不变的，动机是必然要起作用的，但是动机一定要通过认识才起作用，而且是在认识作为动机的媒介时才起作用。但是，认识可以最广泛地扩大，可以不断地无休止地矫正，一切教育都是为此而做的。通过各种知识和观点来培养理性，在道德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培养为动机（没有它，人对动机将是封闭的）打开了大门。当人还不能理解这种培养时，动机就不为他的意志而存在。因此，在外部情况相同时，一个人第二次时的状态实际上会和第一次时的状态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他只有在两次情况的中间才变得能够正确全面地把握那些情况，动机因此在这时才对他起作用。在这之前，他并不接受它们。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经院派哲学家所说的〃目的因并不是按照它真正的本质，而是按照它被认识的本质在起作用〃，②这句话才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没有一种道德的作用能进一步扩大改正认识的程度，想用言辞和说教使一个人抛弃性格上的缺点，乃至改变他的性格本身，并改变他固有的德性，这种想法和想通过外物的作用使铅变成黄金，想通过精心栽培使橡树结出杏的计划如出一辙。
①见拙著《附录与补充》第1版第2卷第118节第196页，或《全集》第9卷第253页（inParerga，Bd．2，118，S．196．derelstenAafeage〔Bd．Ⅳ，S．253〕）。 ②苏亚雷斯，系西班牙神学哲学家，1548…1617。）《形而上学的争论》第23篇第7…8节（Suarez，Francisco，Disputationesmetaphysicae，disp．Ⅲ，sect．7und8）。
我们发现，性格不变说早已被阿普莱乌斯（Apulejus）①当作一种不容置疑的信念提出来了。他在《论魔法》（Oratiopde ma－gia）中，为了反对对魔法的指斥而诉诸他那有名的性格并说道：〃有一个可靠的证明寓于每一个人的性格之中，从本性来讲，始终能以同样的方式从善或从恶，对于罪行的实行与否，性格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①阿普莱乌斯（Apulcjus，Lucius，125…约180），罗马作家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著有《变形记》（Metamorphosen，又名《黄金驴》，DergoleneEsel 等）。
第四，个人的性格是天赋的。它不是艺术品或是偶然情况的作品，而是本性自身的作品。它在儿童时代就已表现出来，并在小的时候表明将来变成大人时会是什么样子。因此，两个孩子，在完全相同的教育和环境之中，会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到老都将是这样一种性格。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性格甚至是继承来的，但只承自父亲，而智慧则相反是承自母亲。我在我的主要著作的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