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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建立起一个环境管理者的互助网络。他建立起一个同业检视事实委员会，很
快，该委员会就提出证据：由司法部强制实施的案件已大大减少，自愿遵守法规
的比率也在降低——这二者都表明，预算削减正在以环境付出代价。有影响力的
新闻宣传并不能改变预算削减的长期影响。但是德雷顿提出一个有力的分析报告
显示，到1990年，削减预算会使美国人遭受的有毒污染达到当时的两倍。○17在
1981年8 月，他每天花上6 个小时，打电话将这个报告宣讲给编辑记者和环保主
义者们，鼓动全国的报纸杂志写文章和社论。他甚至使诸如《化学周刊》这样的
权威行业杂志认识到了威胁的存在，按照他的论点：在执法部门缺失的情况下，
蔑视环保法规的公司会比那些诚信遵守法规的公司更有竞争优势。这会导致工业
污染的加剧，以及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德雷顿还警告说，里根和
戈萨奇的规划，会导致在未来行政体系之下的环保署强劲地后摆”，与企业的关
系更为刻板与敌对。○18他汇集了“拯救环保署”的分析资料，递交给国会山的
民主党人，并附有如何发掘里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弱点的策略简报。那年10月，
国会匆忙召开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听证会。随后，在1982年1 月，当国会再次
召开会议时，“拯救环保署”采取了攻势。“我们发动了为时一周的‘让我们来
揭穿他们的信用’的舆论攻势”德雷顿回忆说，他们策划好了，由美国广播公司
做新闻揭露。德雷顿会晤了加里？特鲁德，喜剧连载漫画《杜恩斯比里》整周的
主题都是关于环保署的破坏。德雷顿还会晤了1973年至1977年任环保署署长的拉
塞尔？特雷恩，德雷顿给他看了被排挤出该署的人名单。特雷恩为《华盛顿邮报
》写了登在头版头条的专栏文章，大标题为：“环保署之破坏”。○19“那是转
机的一周，”德雷顿回忆说，“公众舆论开始转向对我们有利。自那以后，公众
普遍的感觉是，确实有一件很坏的并且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正在发生着。”
第四章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6）
德雷顿记得，在一次秘密的早餐会晤时，里根的一个顾问向他吐露了心里话：
“政客们根本不关心环境。但是他们并不反对那件事。他们只是想在政治上获胜。
所以你就必须让他们能看清楚：这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受折磨，直到他们罢手。”
德雷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随后的3 年里，每当政府公布它的预算计划，“拯救
环保署”就对它全力出击：预先搞到预算数字，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传递给
新闻媒体。终于，参院停止削减环保署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国会在该署内发现
了严重的渎职行为，戈萨奇被迫辞职。然而，这肯定算不得胜利：环保署已经失
去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得到了部分恢复）。“他们造成了巨
大的破坏。”德雷顿说。“但是，情况本来可能要糟得多呢。”到20世纪九十年
代末期，据报道，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排放物交易法规，使造成酸雨
的硫二氧化物污染大大减轻。○20到1997年，排放物交易成为京都议定书的要点
之一，京都议定书是针对全球环境威胁的首要国际性框架协定。○21 2003 年7
月，欧洲议会同意开创第一个全球性排放物交易市场，利用它来限制一万个公司
的硫二氧化排放物（欧盟国家46％ 的散发物源自这些公司）。该市场将于2005年
1 月开始运作，它是欧盟为履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的最重要的
策略。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包括，到2010年，比1990年的有害排放物水平降低8％。 ，
排放物交易市场会使达到这一目标的成本预计减少35％。○22“彼尔25年前倡导的
那些想法，曾被环保运动看做是彻底屈服的那些东西，今天被几乎所有人鼓吹为
控制污染的最佳方法，”曾与德雷顿在环保署共事，并曾任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
者保护局局长的朱迪？伯恩斯坦说，“彼尔是一种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力量，促
使政府为完成环保使命而变革。”我见到德雷顿以后，开始研究气层与排放物交
易。我查阅报刊杂志，并在互联网上搜寻。我发现了有关那一主题的成百上千条
报道与文章，但是很少提及是德雷顿最先示范并推广那一想法的。可以轻松地做
出结论：排放物交易的想法现在是“时机成熟”了。但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曾
有一个具有超凡的决心与创造力的人，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第五章你算是个什么母亲？（1 ）
——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帮助残疾人生活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在儿子
蒂博尔1976年3 月出生后3 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里勉强才能睡上两个小时，蒂
博尔的哭声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它不像是一个婴儿发出的声音，而像是来自另一
个世界。塞凯尔斯多次带蒂博尔去医院检查，但直到他将近两岁，她才得知，他
的大脑和身体有残疾。后来做出的诊断是小脑畸形，头部异常的小，并有严重的
智障。医生们怀疑蒂博尔是否能活到四岁。随着蒂博尔长大，越来越可以看清楚，
他根本不会说话。夜里，塞凯尔斯需要不断地摇他，一停下来他就尖叫。“我感
到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承受得了，”她回忆说，“在诊断之后的3 年
时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麻木与恐惧。”她的婚姻也开始恶化，她丈夫为蒂博尔
感到丢脸。她的父母与公婆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所有的人都建议，把蒂博尔安
置在一个机构里，这对于塞凯尔斯来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有魅力、有学识的女
人，为了照顾一个“畸形”的孩子，牺牲她的事业和生活，是太愚蠢了。为了寻
求帮助，塞凯尔斯去了布达佩斯的许多医院和政府机关。每次，当医生们对蒂博
尔做完检查，或是彼此讨论时，他们就会让塞凯尔斯去外面等着。当她要求看蒂
博尔的检验报告时，医生们会说：“如果需要你知道的话，我们会告诉你的。”
有一次，她想把蒂博尔放在一个托儿所里呆几个小时，因为他没有受过上卫生间
的训练，她受到了看护的厉声训斥，“你算是个什么母亲呀？”1982年，蒂博尔
6 岁了，塞凯尔斯感到，自己心里有了一种变化。她开始相信，他会活过童年的。
于是，先前那种麻木减少了，她开始更深地去思考他的残疾意味着什么。她想起
了她的祖母，一个快活可爱的女人，她自幼失明，但掌管了一个挺大的合作企业。
她小时常和祖母一起在花园中干活，她从来没意识到祖母是有残疾的人。“我开
始仔细思考，蒂博尔的残疾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天，我拿了一张纸，
画了一个两栏的表格。”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列出了蒂博尔永远不能做的事。在
右边的栏目里，她将其与一个正常人的状况加以比较。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
“他永远不会结婚”，在这句话右边写下了，“好多人永远不结婚”；下面一行，
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他永远学不会做饭”，然后是“许多人永远学不会做
饭”；接着是，“他永远学不会洗衣服”，在那旁边是“社会上许多人不自己洗
衣服”。“这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在质量上没有什么差异，而
是在数量方面有差异。与正常人相比，残疾人只是在生活中有更多一些做不到的
事情。”塞凯尔斯圆脸盘，大骨架，举止优美，她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很谨慎。她
不爱笑，但她关切的目光流露出丰富的同情心。在蒂博尔出生以前，她多年的梦
想是，开办一个有啤酒花园的宾馆，能让旅人感到自在得像在家里一样。蒂博尔
6 岁以后，她开始梦想创建一个能让他感到自在的地方。在匈牙利是没有任何东
西提供给一个残疾儿童的。对于有严重残疾的人的惯例解决方法是，送到福利机
构里度过一生。“我知道，我得靠自己来创造一个让我的孩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塞凯尔斯告诉我说，“一个在社会上属于他的地方。”她所做到的不仅于此。其
后多年间，她创建了一个由匈牙利各地21个中心构成的网络，向六百多个严重残
疾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工作机会，和生活上的帮助。她所创建的设施动摇了现存
的智力保健与残障机构，并向这一领域中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2000年10月，
我访问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那是一个由政府为智力与身体有残疾者开办的机
构，坐落于布达佩斯郊外的一个小镇。一进去，我被引导着走过一条狭窄拥挤的
过道，男男女女们沿着过道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他们穿着医院破旧的罩衫和睡
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唾沫飞溅，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脸上挂着鼻涕。我闻到
汗味，尿味，口臭和烟味。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所有的精神都萎缩了的世
界。虽然已是中午，许多住院者还躺在床上。许多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盯
着空无一物的地面；另一些人用目光追随着我，就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似的。一个
女人冲过来，在离我的面孔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唱起歌来，直到另一个住院者把她
推开。在十分钟内，我看到了两个住院病人被看护管束起来。据我的陪同说，这
个机构有111 个住院病人，71个女人，40个男人。他们就像实验室的耗子一样被
拥挤地关在一起，这个地方在我看来也就适合住30个病人。每个很小的房间里竟
挤放着10张双层床，墙壁上涂画着卡通鸭子和马。我问一个护士，为什么房间粉
刷得像幼儿园一样（住院病人都是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智能和儿童一
样。”我的陪同径自走过了一个房间。我问她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