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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这次跟你谈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你的意思是准备让她出庭作证了？”
“不，我的意思是不让她出庭作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行。”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现在认为她是无罪的，大家都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让她站在证人席上，我永远也无法使陪审团认为她是无罪的。如果我不让她出庭作证，他们也许会认为被告请了一名有嘴不说话的律师，但他们会对她做出无罪的判决。
“年轻人，听我给你说，审案的方式有多种，有些律师审起案来慢慢腾腾，令人乏味，不讲策略。他们盲目地走进法庭，一听到异议便暴跳如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议不休，对案情的陈述没完没了，以致于无人知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另外，还有一种戏剧性的审案方式，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方式。
“当地方检察官停止提出证据时，我将不遗余力地扭转局面。待陪审团的同情心全部转向被告时，我再向他们陈述自己对本案的推断。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判决。”
“如果不顺利呢？”埃弗利问。
“那我可能就会失去自己辩护律师的名声。”
“可是你没有权利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埃弗利说。
“见鬼！”梅森说，“我没有权利不那么做。”
他站起来，关上灯，说：
“走吧，孩子。咱们回家吧。”20
这天早上，克劳德·德鲁姆首先发起了攻击，他态度粗鲁生硬，可以看出他对前天在法庭上遭受的戏剧性失败显然心怀不满。他声色俱厉地向陪审员陈述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目的是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有人闯入了一个男人的住宅，并在这个男人正在刮脸时残酷无情地打死了他。
证人一个接一个地被传唤出庭，审问的问题简短干脆，而每一个证人的口供都使弥漫在审判室的恐怖气氛进一步加重。
这些证人都是到过犯罪现场的警官，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在那间屋子里面看到的情况，描述那具尸体的位置，描述那条被子弹无情打死的舍身护主的看门狗。
一名警方摄影师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套住宅，里面的各个房间，躺在豪华地板上那具恐怖离奇的尸体，还有那条警犬的特写镜头：它目光呆滞，舌头下垂，身上流出一滩黑红的血。
有位尸体解剖法医以死者火药烧伤的皮肤和烧焦的狗毛为证，详细验证了子弹的射程及开枪的距离。
佩里·梅森不时地请求提问证人，主要是提示某些被证人忽略了的情节或解释证人的某句陈述，但他问话的声音非常柔和，显得缺乏自信。这场审判一点也不像观众期盼的那样充满了智慧。这位富于戏剧性的刑事诉讼律师完全失去了往日特有的光彩。
观众蜂拥而至本来是想看一出好戏。他们乘兴而来，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看见这位卓越的刑事诉讼律师便你推我指，惟恐旁边的人不知道那就是梅森律师。
渐渐地，观众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们开始吹胡子瞪眼，轻蔑地看着被告，心想这是一件残酷的案子，一件谋杀案！应该有人为此而受到惩罚。
陪审员们早上就职时还亲切地向梅森点点头，向被告投以宽容的一瞥，可到了正午，他们开始回避梅森的目光，集中精力倾听从证人嘴里供出的令人颤栗的细节。
弗兰克·埃弗利和梅森共进午餐时，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他只尝了一口汤，艰难地咽了几口饭，连甜食都没有要。
饭后，看见梅森坐在椅子上抽烟，他问：
“先生，我能说几句话吗？”
梅森用充满耐心和宽容的目光注视着他，说：
“当然可以。”
“这场官司要输啦。”他脱口而出。
“何以见得？”梅森问。
“我听到审判室里观众的议论，今天早上你本可以毫不费劲地使那个女人解脱，可是现在她永远也拯救不了自己啦——除非她能够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陪审团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案子，是一个凶残的谋杀案。想一想德鲁姆肯定还会在那条舍命救主的狗身上大作文章。当法医证实开枪时枪口距狗的胸膛只有几英寸，而距克林顿·福布斯也不足二英尺时，我看见陪审员们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梅森泰然自若地说：
“哦，这只是口供，对我们最严重的打击还是在下午一开庭的时候。”
“为什么？”埃弗利问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午后的第一位证人应该是他们从圣巴巴拉带来的那个人。这个人掌握着那份武器登记册，他会出示那支行凶手枪的登记情况，包括收到枪的时间和售出枪的时间，并认定福布斯夫人就是买枪的人。他还会将福布斯夫人在登记册上的签名作为证据提供给法庭。这条证据胜过早上的所有证据，肯定会使人们的同情心完全从被告身上转移。”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事态的发展了吗？”埃弗利问道，“你可以不断地反驳，使观众的注意力转向你自己，不要让人们觉得一听到这个案子就毛骨悚然。”
梅森一边平静地抽着烟一边说：
“我不想阻止他。”
“但你可以打破这种局面。想办法减轻陪审团心中的恐怖感。”
“这正是我想做的。”梅森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告诉我为什么没这么做？”
梅森怡然自得地笑着问道：
“你参加过政治方面的竞选吗？”
“当然没有。”年轻人回答道。
“如果你参加过，你就会知道大众的心理是多么的反复无常。”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大众的心理本来就是变化多端的，没有什么始终如一可言，而陪审团又恰恰是大众的代表，反映着大众的心理。”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换句话吧，你肯定看见过精彩的演出。”
“嗨，当然看过。”
“你看过的演出中有激动人心的一幕吗？有使你热泪盈眶、喉咙哽咽的场面吗？”
“有，”埃弗利犹豫地说，“不过我不明白这和陪审团有什么联系？”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最后一次看过的类似这样的演出。”梅森边说边看着烟头冒出的烟圈。
“就在几天前我刚看过一场。”
“那么，你还能记得剧中最感人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使你泣不成声，双目泪流的地方吗？”
“当然可以，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在那一幕里那个女人？？”
梅森插话说：“先不谈剧情。我问你，在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演完三分钟后你在干什么？”
埃弗利惊讶地看着他说：“噢，当然是坐在剧院里啦。”
“不，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的情感怎样？”
“嗨，我只是在看戏？？”突然他笑了起来。
梅森说：“我想这下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当时在干什么？”
“在笑。”
“一点不错。”梅森说话的口气就像问题都解决了一样。
埃弗利疑惑不解地瞅着他，片刻之后说：“但我不明白那与本案的陪审团有什么联系。”
“联系甚密，”梅森说，“陪审团就是观众，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你知道吗，成功的剧作家都必须了解人的本性，他们认识到大众的心里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某一种情绪。如果和你一起看那场戏的观众在那令人感动的一幕后没有机会放声大笑，那出戏就是一个大失败。
“观众的情绪都是反复无常的。看到女主角悲惨的遭遇，他们情绪十分紧张，他们被她感动，真诚地同情她，甚至可以舍命去救她。如果他们能抓住戏里面那个恶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保持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分钟。因为他们知道那毕竟是女主角的烦恼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烦恼，深深地为她感动之后，他们总想放声大笑以使感情的天平得到平衡。聪明的剧作家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会不失时机地给观众一次放声大笑的机会。如果你研究过心理学，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很重要。”
埃弗利眼睛一亮，说：“我想我已经明白啦。请告诉我怎样将这一招用在陪审团身上。”
梅森说：“这是一次速战速决、富于戏剧性的审判。地方检察官的策略是尽量渲染这一谋杀案恐怖的一面，强调这不是双方辩护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智力竞赛，而是要将一个行凶的恶魔绳之以法。一般情况下，辩护律师会极力消除由本案引起的恐惧感，暴跳如雷地反对出示那些恐怖的照片，手舞足蹈地高声辩论，指手划脚地盘问证人。这样就可以使恐怖的气氛得到缓和，可以将陪审员的注意力引到法庭上而不是让其沉浸在谋杀的恐怖之中。”
“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你就应该这么做。”埃弗利说。
“不。”梅森不慌不忙地说，“违反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克劳德·德鲁姆来说更是如此。他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强的人，一个危险顽固的对手，但是他缺乏敏感和洞察力，没有相对价值的概念，缺乏直觉，感觉不出陪审团的精神状态。他喜欢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在对方辩护律师已尽了一切努力减轻了恐怖气氛之后仍全力施展自己那套招数。
“你见过两个拔河的人吗？当其中一个突然松手时，另一个就会向后一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当然看见过。”
“其实原因很简单，”梅森说，“主要是他用力过猛，他以为别人会继续用力与他抗衡，而对方没有这么做，他自己做的太过分了，自己把自己摔倒在地。”
“我有点开窍了。”埃弗利说。
“一点不差，”梅森说，“今天早晨当陪审团走进法庭时，兴趣浓厚的观众期盼着看到一出好戏。德鲁姆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我不予理睬，而他却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