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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日本以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共同制订了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明确指出对日占领的最终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并要把日本政府建成“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负责任的政府”，同时指出“考虑到日本社会的现状和美国希望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来达到上述目的的愿望，占领军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和制度行使自己的权力”。“占领军应由美国任命的最高统帅指挥”，“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的政策应居主导地位”。
1945年10月，美国致中国国民政府公文，约定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派遣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的新军去。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 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派遣一个师。最终，蒋介石决定由曾在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1946年2月，整编后的六十七师立即被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运至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了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整个部队忙得不亦乐乎。
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先遣队由从日本回国述职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出国之后，国内各新闻机构都作了热烈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
但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正在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开始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命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中国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只等六十七师启程来日本。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正式出发进驻日本。
但是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政府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确证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上。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投入到反共的战场当中。
据当时的重庆《东南日报》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战败后的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入日本，而英国所派军队也不过3 000人，这就使得盟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而且使得后来中国要求日本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东亚局势更加摇摆不定。
就在中国陷入全面内战的同时，朝鲜半岛也处于南北政治对立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朝鲜半岛终于从殖民地中解脱出来了。这一天被朝鲜人民认为是从1910年开始持续了35年的日本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重获光明之日”，因此称为“光复”或“解放”。
迎来解放后，朝鲜人民期望社会安定，重新建立国家。刚一解放，全国各地就成立了名为“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参与这个组织的人们担负治安和行政等工作，目的是使社会安定。各地区的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后来改名为“人民委员会”。
但是，对于应该将新诞生的朝鲜建立成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朝鲜人因受美苏两国的不同影响而分歧很大。占领朝鲜南部的美军不承认人民委员会等朝鲜人自己成立的自治行政组织，希望朝鲜重新建立一个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新政权。相反，苏联认可人民委员会，同时支持成立共产党政权。于是朝鲜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对立局面，期间还发生因南北之争而导致的济洲岛起义。
结果，在获得解放整三年后的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大韩民国，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最终没能建立统一政府，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这为日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靖国”问题40年代，亚细亚：“冷战”
二战一结束，为争夺世界霸权，特别是各国在东亚的利益，美英和苏联长期潜伏的矛盾与斗争开始日益激化。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国作私人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镇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所谓“冷战”，是指虽然没有实际的战争，却呈现出严重对立的紧张状态。
演说中，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他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
到了1947年，苏美之间的摩擦更为频繁，斗争更为激烈。美苏对立已发展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局面。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国会提出的咨文中论述了美国的对外方针，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以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促成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他攻击苏联和东欧国家是“极权政体”，要求世界人民在所谓“自由”和“极权”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国政府把“遏制”苏联的“冷战”正式作为国策，吹响了东西方冷战的号角。
随着“冷战”局势的形成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是扩展到世界规模的冷战给东亚各国及国际关系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东亚仍持续地动荡不安。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日益衰败，美国要在亚洲保持军事力量，只有把日本抓在手中。于是战败国日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地区。为了使日本能对共产主义“发挥防浪堤的作用”，在1947年底，美国开始重新估价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修订对日政策。
二战刚结束时，为了消除苏联染指战后日本体制的威胁、抑制日本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增长和渗透，美国对日本实行限制和削弱政策，强制性地改变了日本的战前体制，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以求达到永久控制的目的。但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尤其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为阻止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展，美国迅速改变了对日政策，转向扶日反共，并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这对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50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强调，日本的新宪法并不否定日本的自卫权，这是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制造舆论。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并没有立即来到东亚；相反，对立关系却不断加深。日益加深的冷战体制和南北朝鲜的对立将朝鲜半岛推向不断冲突，最终导致了朝鲜战争（1950~1953年）的爆发。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东亚的冷战与对立更加激烈了。朝鲜战争并非局限于朝鲜半岛，给中国和日本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国就参加的战争，也有很多的牺牲者，其中包括很多东北的朝鲜族人。另外，战争使得海峡两岸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尖锐化。
战争对日本的影响呈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因向美军提供军需，日本的经济受到刺激，摆脱了不景气状况。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朝鲜特需”。其次，在朝鲜战争爆发13天后，麦克阿瑟便以加强日本防御为借口，命令日本政府新建一支拥有75 000人的被称为警察预备队的军队。到1952年，警察预备队扩充到11万人。二战后，日本前侵略军的编制被保留最完整的日本海军，改头换面以“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恢复编制，成员为8 000人，并在海上保安厅下成立海上警备队。随后，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