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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诱奉军上功绩显著而受到上司表彰。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和阎锡山曾经是同学,他便利用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阎锡山为日本在华政策服务。1919~1920年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铃木高桥,受阎锡山的邀请曾两度到山西同阎会晤,以建立“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锡山并在山西大力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方法以取悦日本。
土肥原贤二在学校时,就以善于测图而闻名全校,这一点作为同学的阎锡山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当土肥原向阎锡山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时,阎竟慨然应允。趁此良机,土肥原贤二非常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乾河一带亦极为注意,并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土肥原贤二在山西窃取军事机密的罪行,在“七七事变”后马上就暴露出来。当日寇军队侵犯山西境内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均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因此事先既没构筑工事,也缺乏适当的兵力配备,及至日寇从这个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久,土肥原贤二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6年以后,北伐军力量向中国北方发展,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土肥原贤二受日本军方的指使,由策动北方军阀互相混战,转变为促进他们的联合共同“防赤”。他斡旋于张作霖、吴佩孚之间,积极策划在北京举行的直奉会议。
张作霖最初是以投靠日本起家的,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来当上奉军首领,所以他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张作霖非常有头脑,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壮大,他越来越不想完全受制于日本,甚至落个汉奸的骂名。因此他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也享有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保持着来往,其用意很明显:他想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在张作霖打算从北京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日军接着威胁说,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下手时机。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会见张作霖,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以日本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为条件,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的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罢此言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方关系更为紧张了。此刻的土肥原贤二虽然一直躲在幕后,没有与张作霖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意识到张作霖对日本已经不再那么俯首帖耳了。
日本始终认为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张作霖就应该对日本俯首贴耳、应该满足日本在东北的任何权益,不料却事与愿违。日本人越来越觉得张作霖是其侵占东北,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决定动身回老家东北沈阳。张作霖临走前,日本又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始终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爆炸内行都知道,这是一起计划周密的炸弹谋杀行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手策划了皇姑屯炸车案。直接出面策划这次行动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而幕后的策划者之一就是土肥原贤二。
那天晚上,土肥原贤二送走张作霖后,立即把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了日本特务机关,致使爆炸一举成功。
数日后,张作霖遗体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炮车上,几匹战马拉动着,缓缓通过了挤满观望人群的奉天大街。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同送葬的就有土肥原贤二。他一身素服,脸色显得沉痛。不知内幕的人不禁为之动容。
1928年,张作霖死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是个大佐,是个副官,但到了1941年,他的双肩却带上了大将军阶的带穗肩章,他的胸前挂上了许多金光闪闪的勋章,其中有在日本帝国最受尊敬的“磺宝”勋章和“旭日双辉”勋章。土肥原贤二的晋升速度,在日军中是罕见的。
土肥原贤二的飞黄腾达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换来的。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东方的劳伦斯
1928年以后,土肥原贤二一直以天津为中心,进行阴谋间谍活动。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活动,被人认为愈来愈代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军方。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军政界的地位也愈来愈高。凡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几乎无不有其参与。
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调到奉天任特别机关长。三年前谋杀张作霖时,土肥原贤二只是北京公使馆武官的副手。现在到了张作霖的老家了,土肥原贤二立志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东三省独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土肥原贤二是地地道道的间谍,可他表面上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特务那样凶恶,而是处处表现得“敦厚诚实”,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印象,以此迷惑人心。作为中国通,他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多是上层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日本茶道,只见宾客频频举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就在这种人声鼎沸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静静地举杯不饮。他竖起耳朵,仔仔细细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话,从中滤出有用的东西。就这样,各种情报好像是自动地跑到了他的手里。就连土肥原贤二的同伙也都对此钦佩不已。
1931年9月,由关东军和土肥原贤二特务组织策划的东北事变的阴谋准备就绪。1931年9月18日,随着南满铁路柳条沟的一声巨响,早已上膛的日军大炮,对准东北军大营猛轰。东北军来不及抵挡,被打得晕头转向,尔后又奉命撤退,拱手将东三省让给了日本。
土肥原贤二阴谋得逞,被日本当局扶上了奉天市市长的宝座。
1931年9月23日,土肥原贤二出席了关东军首脑小型会议。当时,日本关东军首脑对“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的前途看法并不一致,侵略者们为如何蹂躏中国人民争吵不休。土肥原贤二此时并没有急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多年的特务生涯使他清楚,此刻只有冷静的人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他慢慢地品着浓茶,若有所思地摇晃着脑袋。等其他人的争吵弱下去之后,土肥原贤二才开口:“我看不能再用旧瓶装旧药了,不能指望本地人,张作霖就是最好的教训;而我们自己来管理,国际上的麻烦又会很多,我们的视野放宽一些,用满蒙王族怎么样?”
土肥原贤二这一大胆又阴险的想法获得关东军首领的赞同。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被废黜以后,长住天津“静园”,坐待复位登基。日本觉得用清帝统治“满洲”,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溥仪手里无兵也好控制。日本统治者于是决心要把溥仪网罗到手。会议最后定出如下方针:“在我国(指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确定方针后,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离开沈阳潜入天津。他是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指派而去的,任务是:“扰乱天津地区,策动溥仪出走。”为此任务,土肥原贤二不惜让出奉天市长一职,足见其卖命之苦心了。
土肥原贤二那年才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就现出了松弛的迹象。他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当时溥仪正在天津“静园”作寓公,陶情于歌舞,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后,向溥仪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先解释日军行动,然后就煽惑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贤二对溥仪软硬兼施,并投其所好地鼓动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自己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
由于土肥原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溥仪开始动摇了。因为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