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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定,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在于天皇。因而,批准侵略战争便成为战犯的个人责任。……他如果真是和平主义者,就能够制止战争。……可是,仅仅由于他批准了战争,便要承担责任。”
其次,所谓“无答责制”,是指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天皇援用“无答责制”不干预国政,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和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重要的人事变动时,天皇都要参与,直至做出最后的“圣断”。就连天皇本人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1990年公之于世的1946年天皇的谈话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我厉声对田中说:……你提出辞呈吧!……田中因此提出辞呈,田中内阁也解散了。”1939年“阿部(信行)内阁成立之时,最大的问题是选定军部大臣。……我命令阿部把梅津(美治郎)和侍从武官长畑(俊六)安排在陆军的位子上。”卢沟桥事变后,“事件又扩大到上海。尽管近卫主张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我感到战火既然已经漫延到了上海,就很难不扩大。……于是我督促大举增兵”。另外,他也承认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是他同意的,对英美开战的决定是他同意并下诏宣战的。
可以说,自“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10多年时间内,日本每次大的侵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在裕仁天皇的授权下,由御前会议决定进行的。每次大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日军指挥官都要回到东京向天皇直接面陈军情,并接受天皇的赏赐。据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自述,他曾多次在作战结束后到天皇那里去报告战况及受奖:1932年6月,冈村宁次在指挥进攻上海战役结束后,第一次向天皇报告军情;1933年春,冈村宁次在参与对中国热河的军事行动后,于3月28日回到东京晋见天皇;这年8月8日,冈村再次向天皇面奏大连会议内情及侵华决策,天皇甚表满意。1940年3月26日,冈村在晋见天皇后,天皇为“表彰”他侵华战争中的“功绩”,“御赐”带有皇室纹章的银质大花瓶一个,现金300元;皇后赐给银杯一只,现金700元;过后又有皇太后“赐宴”,赠给银质烟盒一只及现金300元。类似这样的接见和赏赐屡见不鲜。对天皇的战争责任,东条英机曾一语道破,他说:“由我下令犯下的一切罪行都经过裕仁的御批。”
早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11个月,裕仁就曾亲自命令对突袭珍珠港的可能性做出评估。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数月,裕仁还详细询问了军事和经济计划。1941年7月2日,天皇在东京召集御前会议,计划在继续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以海军为基本力量,集中陆军15个师团和空军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0月间在决定是否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关键时刻,裕仁天皇明知缺乏坚定信心和勇气的近卫总理大臣正为处理此问题而不知所措,却又不做出避免战争的裁决,反而不顾日本国内外对东条英机的强烈谴贵,坚持任命东条组阁,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事件发生后的12月21日,天皇在东京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公开打起“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企图实现其霸占世界的野心。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遗憾:为何不追究天皇的罪责
虽然日本天皇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战后对如何处置天皇,作为盟国中头号强国的美国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索过程。
早在战争还未结束之时,美国国内在研究如何处理日本天皇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进步派”认为,只有取消天皇制,才能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派”则认为,逼迫日本投降,并不意味非要铲除皇室不可,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统治日本,日本人“狂热”地拥戴天皇,如果外来势力废除天皇制,将“带来严重后果”,即盟国“为防止日本复活天皇制”,则需要“无限期地占领日本”。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1945年4月,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随着共同的敌人行将覆灭,反法西斯同盟主要盟国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国在战后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杜鲁门逐渐认识到,苏联是其称霸的障碍而不是合作的对象,遂一改罗斯福生前与苏联协调和合作的做法,开始对苏采取冷淡和强硬的态度。奉行“温和”对日政策的“日本派”因而得势,经过反复权衡,美国政府最终接受了日本以保存天皇制作为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条件。
1945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向日本转递美国的复照:《波茨坦公告》“不包括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但“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确定之”。13日凌晨,日本驻瑞典公使冈本发回报告,透露美英经与苏联交涉折冲,实际上已接受日方关于保留天皇制度的条件。天皇据此判断“关于国体问题,……对方具有相当之善意”,最终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断,并颁布了“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的《终战诏书》。继天皇“玉音广播”诏书后,铃木内阁也发布告示,强调“今国民所应一致努力者在于维护国体”。
由此可见,日本最后宣布投降,是由于美国基本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也部分实现了美国的“初衷”。就这样,日本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天皇依旧作为“日本国及国民统合的象征”,使日本民族自古积淀的天皇崇拜思想没能得到彻底改造。而这种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和迷惑力,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和日本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政府和军部对外战争的需要,日本逐步确立起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向日本民众全面灌输“天皇至上”的思想,培育起了具有愚忠心理的“忠臣良民”。这种天皇崇拜思想和军国主义教育,曾驱使日本民众狂热地盲从和协助政府进行侵略战争。因此,保留天皇制为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埋下口实,成为其“彻底反省”的障碍。
不仅如此,在战后初期,美国从它的远东综合战略出发,再次偏袒了天皇裕仁和日本。
日本投降后,美国独占了日本。随即,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主要战犯东条英机等28人进行了审判。而且当时参战各盟国也强烈要求公审天皇裕仁,各国政府,如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已将裕仁列为战犯。美国国内意见不一,有人强烈主张把裕仁押上国际法庭;也有人主张勒令这个发动战争的皇帝退位,由当时12岁的皇太子明仁登基继位,并由裕仁的弟弟高松亲王摄政;还有人主张建立君主宪政,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共和等等。就连日本国内,从战争末期到投降时,政府和重臣也普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
一时间,处决天皇裕仁的舆论沸沸扬扬,天皇陛下或许要被处死的风声甚至都流传到了日本偏远的农村。天皇裕仁也深知自己罪大恶极,表示一旦得到逮捕的通知,他将考虑自杀。
但处置日本战犯的问题,舆论归舆论,真正的生杀大权当时尚独揽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人麦克阿瑟手里。
麦克阿瑟到东京后不久,他的一些副手就向他建议:立即把裕仁传到司令部来训话,一来显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绝对权威,二来扫扫天皇的威风。麦克阿瑟对此摇头,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他知道,天皇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即便在战败的日本国内,天皇仍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许多老百姓家里仍然高挂着身穿元帅服的天皇肖像。麦克阿瑟想利用天皇对日本人的神秘影响,促使实现他改造日本的宏大蓝图。于是,麦克阿瑟将军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
1945年9月27日上午11时左右,麦克阿瑟正在东京第一生命大楼盟军总部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神秘人物来到了盟军总部,来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求见麦克阿瑟,徒步登门拜访一个曾是敌人的将军,向对方深深地弯腰鞠躬,这对于他来讲,不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破至尊至贵,还简直是屈辱,但是裕仁忍受了。这次秘密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事后,裕仁和麦克阿瑟都对此次会谈内容绝口不提。1975年,在裕仁天皇庆祝登基50周年那一天,皇宫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曾有记者向裕仁提出这一问题。裕仁避而不答,只是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这一年,麦克阿瑟已经离开人世11年了,而裕仁仍然守口如瓶,可见其内容的重要和保密程度了。
会见天皇裕仁之后,麦克阿瑟确信,维护天皇是对日本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的最方便的方法。麦克阿瑟和他的副手们权衡各种历史背景和日本的现状,拟出一份处置日本天皇的备忘录,其中强调:战后保留原有天皇制,对裕仁不予战犯罪名起诉,只承认天皇象征性的存在,不赋予他主宰国家的任何权力。同时,麦克阿瑟还建议裕仁改变自己在人民中的形象,并说这在盟国占领期间,对裕仁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间宣言》,《宣言》说:“千百年来,日本人民把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