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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黑色笔记本。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卫勃审判长宣布：“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我的本子上写的是中国字。”
卫勃微笑着说：“不要紧，我们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认你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
溥仪的小本子被拿到审判席上，梅汝璈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对此做了说明，卫勃庭长表示法庭不反对。
溥仪接着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用词的时髦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议论的话题，比如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皇帝”溥仪：出关之谜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须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傀儡政权。他们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已经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但是，在伪“满洲国”的问题上，当时法庭争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溥仪主动与日勾结寻求保护，还是日本想利用溥仪来进一步侵略中国呢？溥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本如何炮制“满洲国”，如何利用他这个清代废帝为傀儡侵略和统治东北。溥仪承认，他自己从未拥有真正的权力，伪满政权完全“由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掌管，“任何时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亲自发布的”。他的长篇证词成为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的有力证据。
当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来到天津的经过之后，法庭开始对他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讯问。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
溥仪异常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由于有所顾忌，溥仪在法庭上坚持认为自己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受害者。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会面的时候，季南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坂垣上校对你讲了什么？”
溥仪说：“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其实，早在1930年，坂垣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他亲自向溥仪提出“新国家”的名称可以叫“满洲国”，“首都”设在长春。他从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制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国旗图案。“满洲国”从一开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据此，国际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为日本陆军省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准了对中国兵营和沈阳的进攻，并且负责实际指挥。“九一八”后不到两个月，根据坂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装应“民众的要求”，把溥仪带到了东北。
季南问：“这是坂垣自己的主张，还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仪说：“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季南问：“他说希望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溥仪说：“他说因为我是满洲人，请我当新国家的元首。还说日本对东三省没有领土野心，成立的是完全独立的政权。”
季南问：“你答应了吗？”
溥仪说：“我拒绝了！”
季南问：“为什么拒绝？”
溥仪说：“坂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受同等待遇。”
季南问：“在坂垣请求之前，日本军队在满洲做过什么？”
溥仪说：“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同时在沈阳由日本人协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便是组织维持会的主要人物。”
季南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问溥仪：“你所说的那个被告坂垣大佐，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坂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就是他。”
被告席上，坂垣征四郎气得脸部抖动不止。
季南最后问：“你有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
溥仪说：“我从小就让出了政权，一点政治经验也没有。”
由于溥仪当面作证，坂垣和土肥原再也无法狡赖。每次受审时，他们都掏出手帕，一次又一次地揩着头上豆大的汗珠……有一篇报道这样描述了被告席上坂垣的形象：“在法庭聆听之坂垣，闻提他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他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他运用威胁时，他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他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根据溥仪的证词确认：“伪‘满洲国’的实际支配权，完全是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陆军省手里。”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皇帝”溥仪：情绪失控
1946年8月19日，溥仪第二次出庭作证。这次作证的时间比第一次还长，法庭的目的在于了解溥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傀儡。与上次相同的是，无论贵宾席、记者席还是旁听席，总而言之，整个法庭内座无虚席。当时有篇报道描述了他的神态：“证人溥仪答复问题时，时而蹙紧眉头，时而微动着他的身体，而且有时声调激动，敲打着证人台，大为满庭观众所注视。”
当他回答季南讯问在伪满洲国当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的问题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接着，溥仪开始在法庭上控诉日本人密谋借治病，杀害他的妻子谭玉龄。溥仪和谭玉龄婚后感情不错。但谭玉龄得了重病，治了很久也不见效。在日本医生插手给她治病的第二天，她就死了。溥仪认为她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因为，不久日本人就张罗着要给他找个日本太太。
这是溥仪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绪失控。在他说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时候，他使劲用手连续拍打证人台，吼叫着。在接下来讲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的时候，溥仪再次情绪失控。
他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立即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听后大声咆哮道：“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法庭哄堂大笑。
季南继续讯问：“对于你这样一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人，你是否向关东军司令和其他日本人表达了对他们操纵你国家的感谢？”
溥仪：“没有。”
季南：“那么，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向英美宣战，你提出反对意见了吗？”
溥仪：“没有。”
1946年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根据当时的报道，溥仪在作证中“详细讲述了日本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的情形”，他的证词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季南检察长首先针对日本在“满洲国”如何压迫和掠夺人民开始讯问，溥仪就此谈到了伪满的“储蓄法”。他说，那实际上是强制学校、事业机关以及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实行储蓄。连最贫穷的劳工也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入日本银行。到日本投降时，存款总数已达满币600亿元之巨，其中大部是强迫贫穷劳工的储蓄，平均每人约150元。关于人们普遍关注的日本移民问题，溥仪作证说，日本有个庞大的移民计划，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600万人。为了鼓励日本人向东北移民，日本用很少的钱或干脆不给钱，强行征购东北农民的肥沃农田，以安置日本移民，并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驱赶到荒凉的不毛之地。被驱赶的人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勉强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转入东北的移民达8万人之多。
溥仪在作证过程中还谈到了关于劳工的问题。他说，东北的中国人民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之下为日本服劳役。但日本对于这些劳工既不给他们充足的食物也不管治病医伤。他们还将此称为“勤劳奉仕”，甚至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