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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车上我就要跳起来了，香烟！
他解释说我们派遣人员的香烟配额是不受限制的，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名义而已，对我没有什么损害，何况“上头都知道。”
甚至连我的香烟都吸了，那上头还要他满足我其他什么愿望呢？他母亲的！地方上就是会贪污！我忿忿不平地说。
你们部队呢？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反唇相讥，并且说了一个故事：
“有个小团长（他斜着眼睛看我一眼，顺便闯了个红灯。哼！）老婆来探亲，小勤务兵，好好好，通讯员通讯员，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忘了买套子——这个你不懂，听着就行了。团长说：到卫生队领一盒去！军医就问了，是大号的是小号的啊？通讯员傻了，不知道哇。想打电话问，电话上不好说，不敢打电话；回去问吧又怕团长等不及，也不敢回去。小勤……通讯员都比较机灵，团长么，一号，应该是大号的！
回去交给团长，团长想坏了！用不得！可是又不好意思讲。团长老婆说，没事没事，当中用缝纫机扎一下，一个套子可以用两次！”
说完他斜着眼睛又看我一眼，独自哈哈大笑起来。
几年后我才有机会报复他。
那时我到国防大学读一个半年制的“快餐班”——熟悉部队生活的朋友又该恭喜我了吧？反正酷秘书知道后坚持要“庆贺一下”。此时某副部长因为什么问题，也许因为经济问题也许因为女人问题、也许既因为经济问题又因为女人问题，总之是下台了。已经当了处长的酷秘书和新头头不知为什么“搞毛了”，也许因为新头头是另一派的。酷秘书在故友重逢的欣喜之余不免带几分憔悴，几杯白的下去后长叹短吁地告诉我打算“动一动。”
“一动不如一静，”我劝他别相信树挪死人挪活那套。但是不能去找新头头吵，即使吵赢了以后也没有顺心日子过；更不能去谈去输诚，即使对方接受了以后也会看不起你，你当没这回事好了，让他自己算算帐，算算搞掉你的得与失——这样他摸不清你的深浅反而不敢动。
我的本意是想让他在新头头手下不死不活地受罪，同时失去调动工作的机会，不料他深深看我一眼：“今天我算是真服了……不愧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
天哪！鬼才知道我在美国学了什么！
我除了英语是自己考过去的之外，就是背了一大堆心理学的书——反正世界上没人懂得什么是心理学。我的论文包括毕业论文都有“组织上”代劳，我只是记住了教授委员会和什么评议委员会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答案而已。当然，平时我也装摸作样地看一些书，靠自己一点小聪明弄明白司徒老头儿的学术观点，不然岂不真的成了笑话？
老司徒做一些实验，动物的和人的，当然不是把动物或人关到笼子里记录他们如何形成条件反射，动物偶尔关一点，兔子呀老鼠什么的，隔段时间给它们做一次“心电图”“脑电图”——事先还要打报告到什么单位批准，说是怕动物们有意见；人呢是一些志愿者，定期填一些表格，或者他们寄来或者我们这些学生去取，然后整理、归纳、统计，最后输入计算机。总而言之，这样的学习方式极其有利于我的革命工作。
很多人都告诉我：美国是天堂——也许，他们说的是生活水平吧？
但我知道，美国的确是间谍的天堂。
一位前辈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
他走在纽约街头，突然看见了一个绝不愿意看见的人，一个叛变了的前同事。那个人也看见了他，于是拉住他对路过的警察大喊：“他是间谍！他是中共特工！”
前辈站在那里呆住了。
警察把那个人叫到一边问话，然后走过来……对他说：“先生，你要控告他妨碍你的自由吗？”
美国是间谍的天堂。
美国的生活倒不是我喜欢的。
我和大学的四个同学合租了很大的房子，大家都用叉子吃饭，甚至吃饺子，难道没有筷子？是的，本来有筷子，可是每次把它放进洗碗机，筷子都会被当作鸡骨头之类磨掉、冲走。
“用手洗”我说。
“当然。”大家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用手洗了，可是，我们也已经没有筷子了。”
“chopstick？chopsticks？”经过我连说带比画，实验室的同事终于明白了，于是帮我们打了电话。晚上，某个商店的人把筷子送来了——月底寄来了帐单：筷子的价格，应该交的税。没有什么运输费劳务费的。
我有全额奖学金，在实验室里也有一些补助——都属于免税的合法收入，所以我不必住到学院的宿舍去，那里也不够方便。我的生活包括伙食都比在国内的“师团干部会议标准”要好得多，美国人又都傻乎乎的乐于助人……
AQ部派来的那些同事就他母亲的为此背叛了祖国？
我不反对留学生什么的留在外国，就象农村的打工者背弃了家乡，都算情有可愿。
但是，一名间谍、一名军人，决不能为敌人效劳。毕竟美国和我们都把对方看作潜在的敌对国，毕竟我们都宣过誓！——我承认让我参军、让我当军事情报人员乃至于间谍，这其中确实有威逼利诱的成分，（其实哪个哪个国家哪个人愿意过这种刀口舔血的日子呢？都是威逼利诱）但我心里何尝真的不愿意？至少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生死关头的屈膝我也勉强能接受，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发炮弹过来你就变成几片血迹，这个也算求仁得仁；天天想着会不会被枪决而且在“押赴刑场”时只能看见鄙夷的目光（后来我经历过半个月这样的煎熬）确实使人不寒而栗——但是他母亲的只是为了多喝几口牛奶就叛口叛国，狗狗叉的你们也太不值钱了吧！
狗叉的叛徒们，等着吧！
第十八章 无
我有个哥们儿无意中看见了我的手稿，笑得连鼻涕都喷出来了：“你你你……你这叫什么间谍故事？不杀人不放火不下毒不绑架，哪怕来个窃听啊密写啊惊险接头什么的也好。”——他是某杂志的军事编辑而且他姐姐长得委实漂亮……更主要的是他姐姐喜欢间谍小说间谍电影有关间谍的一切。
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一大叠光盘，里面全是古今中外的间谍小说，从西施到玛莉哈塔再到玛丽莲梦露，当然少不了邦德。这些光盘是他姐姐的，并且他姐姐还托他带来几句话：要有两头文学（枕头和拳头）的特点、要有高新技术、尤其要有爱情。
可惜，他姐姐那时不在美国……难道他姐姐看不出来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谎言》吗？
我看到过这样的文件：“为了隐蔽斗争的需要，为了不引起敌对势力的怀疑，有关工作人员可以接受或主动与当地异性约会，其费用列入正常开支。原则上不提倡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因工作原因需要与对方发生性关系者，应及时汇报。特此。”
间谍，能有爱情？她以为我是谁？詹姆斯·邦德？
战争，让女人走开；间谍，让感情走开……
…………
我哥们儿给我看一篇“国家保密局上校保密员”写的自传，说他在美国“工作”时也担任组长，手下有二三十条人，1990年互相联系的时候都是把超微型芯片插在咬了一口、扔在垃圾箱里的苹果里面，让“同志们”去拣什么的。
我说过我只是突击队员，对地方上的机构不太了解，不过我听说“保密局”只是一个文件档案管理机关，属于政府部门吧？当然飞象过河的事情在情报界不算稀罕，但是他们是不是也实行军衔制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国家安全局，那是个分析咨询机构啊……
一线间谍知道的事很少，就我所知，本“组长”去的时候是个光杆司令，联系人是领事馆的一个三秘，就是从他那里得到指示：“你先去宾夕法尼亚大街，看看住在白房子里姓布的那家伙是不是正常，你觉得必要就和他接触一下。”
于是我就得在一个星期内或者半个月内远远地观察他几次，每次时间还不能长——不是怕警察或是联邦人员，而是……对于观察目标而言，中国同胞太引人注目。看过了、觉得他没有什么不正常，那就开始“打草惊蛇”，在天快黑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人最模糊，既不象白天那样清楚，也不会因为路过的车灯突然一亮，使他记住你脸型什么的）在转弯处突然迎面走到他面前：“咦，你不就是那个布什么！某某年某月我在西郊AQ部见过你的。恭喜恭喜，听说你当上总统了？什么时候请客啊？……”然后根据他的反应（冷淡、惊慌、故作镇定、愤怒、惊讶等等）判断他是不是过期变质了。
假如他是“不良反应”，你不过是认错了人，走开好了——这个人可以从工资表上划掉了；假如他说：“啊，我终于找到口了！”——你也走开，再观察他一周，然后向上边报告，然后……他这儿就没你的事了。
在美国几年时间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可以“插在咬过的苹果里面的微芯片”，现在也没有见过，尽管计算机硬件技术比十年前不知道进步了多少。我想制造这样的微芯片和解读器不会很困难，但是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或者风度翩翩的青年撅起屁屁钻到半人高的垃圾袋里找一个被啃过的苹果……
“小组”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不是一个编制单位甚至建制单位。据美国人估计，我们Z部Q部在美国大约有二十名到近百名在编或外围的情报人员，到底有多少只有天晓得。我只知道“同志们”按照安全等级分为三等：单向联系型、单线联系型、“一拖二” 型。
“单向联系型”是最重要的“同志”，我听说是这样联系的：假如他有某种需要，他会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利用“一次性的”IP向某个网站发送一个什么文件，然后自有人满足他的需要，他取得指令也是这样；单线联系型不必解释，一拖二则是三角形少一个边——最低的安全级别，我就属于这个级别，有两个人知道我，至于我的上级有多少人知道我……更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