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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
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
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
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我本来可以把大量的注释放在每页下面；不过我还是把它印在卷末，并且为数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页码。读者从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证据。如果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他们想要更多的例证，我愿另外提供。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就连伟大的弗里德里希这样的天才，也没能预感到这场革命。他尽管接触到了，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他预先就是依照大革命精神行事的；他是大革命的先行者，并且可以说他已经成为大革命的代理人；但在大革命迫近时，他并没有辩认出来；而当革命终于爆发时，它同历史上众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新面貌，因而最初未被人们察觉。
在国外，大革命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它无处不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也猜不出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各国君主和大臣竟然缺乏这种模糊的预感，这种预感使人民一见到大革命就骚动起来。最初，君主和大臣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难以避免，它只是为邻国的政治开辟新的领域，别无其他后果。如果他们偶然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的。1791年，德意志各国君主聚集在匹尔尼茨，确实宣称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一切旧政权的共同威胁，它们与法国同处危难之中；但是实际上，他们丝毫不相信这番话，当时的秘密文件透露，这在他们只不过是巧立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