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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页，第19行。
18世纪市政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不是废除一切代议制和一切公众干预，而是市政所遵循的规章制度的极端不稳定，法律朝令夕改，不断变化，时而重新使用，时而弃之不用，时而增，时而减。法律的这种不断变动最能说明地方自由被贬低到何种程度，对这点似乎无人注意。光是这种变动性就足以预先摧毁对政治机构的所有特殊观念，所有思古幽情，所有地方爱国心，而政治机构是最宜于保持这些思想感情的。这样，人们为大革命行将进行的对历史的大破坏做了准备。
第88页，第9行。
路易十四破坏城市市政自由的借口是城市财政管理不善。但是自路易十四改革以来，财政管理不善继续存在，并且更加恶化，蒂尔戈以充分理由指出这一点。他还补充说：大部分城市今天负债累累，部分是由于它们曾借钱给政府，部分是由于市政官员糜费铺张，他们花着别人的钱，却不向居民报告帐目，也不用听取居民的忠告，他们变本加厉，以示显赫，有时还从中渔利。
第97页，第9行。正是在加拿大，人们才能最好地评价旧制度的行政中央集权制。
正是在殖民地，人们才能够最好地评价宗主国政府的面貌，因为正是在那些地方，通常政府的所有特征被放大，并且更明显。当我想评价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和弊病时，我应当去加拿大。于是我就像用显微镜一样，发现物体的变态。
在加拿大，不存在那些由旧现象或旧的社会状况构成的大量障碍与自治精神的自由发展作公开或暗中的对抗。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贵族阶级，或者至少他们在这里已失去了根基；教会不再占统治地位；封建传统已经丧失或已经模糊不清；司法权力不再扎根于古老制度和古老习俗。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中央权力尽量发展，按它内在的精神制定一切法律。因而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城市或省级政治制度，不存在经授权的集体权力和被允许的个人立法创议权。总督的地位比在法国优越得多；管辖事务比在宗主国多得多，尽管与巴黎相隔1800法里，竟欲从巴黎统辖一切；政府从未采取重大方针使殖民地民丰物阜，相反却千方百计强行增加和散布人口：强制种植，所有源于转让土地的诉讼不交法庭而由政府独自审理；必须用某种方式种植，强制人们在某些地点定居而不得在其他地点定居，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在路易十四时代；敕令由科尔贝尔副署。人们已经感到处于现代中央集权制下，就像在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加拿大就是阿尔及利亚一向存在状况的忠实写照。在这两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同人口几乎同样众多的政府，它压倒一切，积极活跃，制定规章，强制人民执行，它要预见一切，负责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它不停地活动，却毫无收获。
相反在美国，英国人的地方分权制度发扬光大：市镇变成几乎独立的市政府，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构成英国政体和风尚的基础的共和成分畅行无阻并在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在英国管事不多，个人却大有作为；在美国，政府可以说不再介入任何事务，个人联合起来，一切都干。由于没有上层阶级，加拿大居民比同时期的法国居民更加服从政府，而英属各州的居民却变得越来越独立于政权之外。
这两个殖民地最终建立了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在这里，起码在加拿大尚属法国这个时期，平等与专制政府混合在一起；在英属各州，平等与自由结为一体。至于两种殖民方式的物质后果如何，人们知道，1763年，即征服时期，加拿大人口为6万人，英属各州则为300万人。
第125页，第9行。共同讨论事务所起的反种姓作用。
从18世纪农业协会为数不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共同讨论共同利益起了反种姓作用。这些会议是在大革命之前30年，在旧制度的盛期召开的，并且只涉及理论问题，只有通过理论问题，人们才辩论不同阶级感兴趣并能一起讨论的各种问题。虽然如此，人们立即从中感到人与人互相接近，互相融合，看到合乎理性的改革思想占领了非特权者的心，也占领了特权者的心，然而讨论涉及的不过是管理和农业而已。
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像旧制度的政府那样，从来只在它自身寻求力量，总是使人们分化。大革命之际，法国存在的荒谬可笑的不平等现象只有在这种政府下方能维持；最轻微地接触一下自治，这个政府就得发生深刻变化，迅速改造，否则就被摧毁。
第125页，第10行。
各省自由是古老的，同人们的习惯、风俗、回忆融合为一，而专制制度是新出现的，这时，没有全民族自由，各省自由也能存在若干时日；但是若认为取消了普遍自由，仍能任意创造甚至长期维持地方自由，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第126页，第11行。
在一封呈递国王的奏折中，蒂尔戈以那种我觉得极为精确的方式，概括了贵族捐税特权的真正范围：
“1．特权者如拥有一块面积四犁地的农场，能免纳人头税。这样的农场在巴黎附近通常应纳税2000法郎。
“2．这些特权者绝对不必为树林、牧场、葡萄园、池塘以及城堡周围的或大或小的土地交付费用。有些地区的主要出产是在牧场或葡萄园，那么支配这些土地的贵族便免缴全部捐税，这些捐税都落在交军役税者头上；这第二种好处可谓大矣。”
第136页，第7行。
在《阿瑟·扬1789年游记》中，可以找到一帧绘制精美、框架纤巧的关于两种社会状况的小幅图画，在这里我禁不住要将它摆出来。
阿瑟·扬游历法国时，恰值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一次动乱之际，他由于头上没戴帽徽，在一个村子里被一群老百姓抓住，要将他扭送监狱。为摆脱困境，他设法跟他们谈了如下这一小段话：
“先生们，”他说道，“有人刚才说，捐税必须像从前一样缴纳。捐税肯定必须缴纳，但并不是像从前那样。必须像在英国那样缴纳捐税。我们有许多你们所没有的捐税；但是第三等级——人民不纳捐税；捐税只由富人承担。在英国，每个窗户都要纳税；但是房子只有六个窗户的人家不用纳税。领主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是一个花园的小所有者不纳分文。富人要为他的车马、仆人纳税，甚至为他有打山鹑的自由而纳税；小所有者与所有这些捐税一概无关。不仅如此！在英国，我们有一项捐税由富人缴纳，用来救济穷人。因此，如果必须继续缴纳捐税，那就应该用另一种方式缴纳。英国的方法是再好不过的了。
“由于我的蹩脚法语和他们的方言无甚出入，他们完全听懂了我的意思；我讲话中的每个字都博得他们的欢呼，他们想我一定是位好人，而我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高呼：第三等级万岁！他们当即用一起欢呼声放我通行。”
第148页，第12行。1789年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
我认为，法国革命是唯一这样的一场革命，在它开始时，不同阶级能分别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表白他们的感情，而这是在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未被革命歪曲或改变之前。众所周知，这一真实的表达记录在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中。这些陈情书或奏折是与之相关的每一个等级在充分自由、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条件下拟定的；它经过有关方面长时间的讨论和起草人的反复思考；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当它对国民讲话时，并不同时既负责提问又负责回答。在起草陈情书的时期，有人将陈情书的主要部分汇编并印成三卷，现在所有图书馆均可看到。陈情书原件现存国家档案馆，起草陈情书会议记录也存放在一起，同一时期内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就这些会议而互通的信函有一部分也在那里。文献汇集起来能印成一部对开本的多卷本丛书。这是旧法兰西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献，凡想知道我们先辈在大革命爆发之际的精神状态的人，必须不断查阅这些文献。
我原先想，上文所提的印作三卷的摘要也许只是一部分作品，不能精确地再现这次大规模调查的特点；但是作过一番比较以后，我发现在大幅绘画与缩小了的复制品之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我这里列出贵族阶级陈情书摘要，以便使人们了解贵族阶级绝大多数的真实感情。人们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贵族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顽固地要保持哪些旧特权，情愿让出哪些特权，并主动提出牺牲哪些特权。人们从中尤其可以发现当时在有关政治自由问题上激励整个贵族阶级的全部精神。一幅何等怪异凄惨的图画！
个人权利。贵族首先要求起草一份有关一切人的权利的明确宣言，该宣言要确认人们的自由，确保人们的安全。
人身自由。贵族希望在尚存封建领地奴役制的地方，废除奴役制，并设法取消黑奴贸易；每个人均可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自由旅行或定居，不论是在王国内外，而不被横加逮捕；
改革警察规章的流弊，今后警察即使在骚乱时期，也由法官控制；个人只能由本来的法官逮捕和审判；因此，国家监狱和其他非法拘押所均应拆除。有些贵族要求拆毁巴士底狱。巴黎贵族尤其坚持这一点。
必须禁止所有密札或国王密札。——如果国家危急，必须逮捕公民而不将其立即送交普通法庭，那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滥施刑罚，或是将拘留一事通知国务会议，或是用其他方法。
贵族阶级要求废除所有特别委员会，所有权利分配或特别法庭，所有辩护、延期判决等等特权，应对那些下达或推行专横命令者施行最重刑罚；在普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