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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祖先。
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长。
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 冯棠译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全欧洲称霸之际，他统治下的王国已开始衰竭，这一点确实无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荣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迹象已经显露。法兰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疮百孔。谁没读过沃邦给我们留下的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惊骇的短论？17世纪末，甚至在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以前，总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折中，都暗示了国家日益加剧的衰落景象，而且并不作为新近的现象来谈论。“若干年来本财政区人口锐减，”一位总督说道。“这座昔日富庶繁荣的城市今天已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说道。这一位说：“省里原有制造业，但今天已被抛弃。”
那一位说：“过去居民的土地收获大大超过今天；20年前这里的农业不知繁荣多少倍。”“近30年来，人口和出产减少了五分之一，”同时代的一位奥尔良总督说道。应该建议赞赏专制政府的个人和喜欢战争的国君们读一读这些奏折。
由于这些贫困主要源于政体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与战争的结束都不能使公共繁荣再现。18世纪上半叶，论述政府或社会经济的所有作家均持共同见解，即外省并未恢复；很多人甚至认为，外省在继续崩溃。他们说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扩大。总督、前大臣、实业家在这一点上与文人们看法一致。
在我看来，我得承认我决不相信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继续衰落；但是被消息灵通人士所支持的这一普遍的见解至少证明，当时没有明显的进步。我所能看到的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所有政府文献确实表明，社会陷于一种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发起任何重大事业。
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种迄未注意到的内在震动。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窥见出；但是逐渐地，它变得更突出，更加明确。这个运动逐年扩大加快；整个民族终于动了起来，仿佛复活了。请注意！这不是旧生命复活；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使人焦急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
这种精神很快渗进政府内部，将它从内部改造，外部毫无更动：法律没有改变，执行法律却是另一样。
我在别处说过，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与1780年的截然不同。这一实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详细证明。虽则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代理人，同样的专横性，但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前者只负责使所辖省份保持顺从，征募兵员，尤其是征收军役税；后者则有很多其他事要关心：他的头脑里装满无数旨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农业尤其引起他注意。絮里成为行政官员中名噪一时的人物。
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们开始组成我已提到的农业协会，创立赛会，颁发奖金。有些总监的通报并不像公务信函，倒像有关农艺的论文。
主要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立法同样不平等，同样专横，也同样严酷，但是在执法时，所有的毛病都减轻了。
莫里安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道：“当我开始研究税收法时，我对自己的发现大吃一惊：单是漏税，特别法庭便有权处以罚金、监禁、体罚；包税官完全凭籍他们的誓词，控制几乎所有财产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没有局限于单纯阅读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确认，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旧金融家和新金融家习俗上的差异相同。法学家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征收捐税会招致多少弊端烦恼！不过我们应当正确评价几年来征税中的温和与分寸。”
文献考证充分证实了这种论点。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的苦难的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对穷苦人，税务部门极少施行强暴，蠲免捐税更频繁，赈济更多。国王增加所有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新基金。我发现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用这种方式发放8 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却不太像的肖像。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当时一位行政官员说道：“1774年以来，各类工业发展起来，从而扩大了所有消费税的内容。”实际上，将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里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公司签订的不同协定作一比较，就能看出协定每次延期时，地租价格都在迅速不断地上升。1786年租约比1780年多出1400万里佛。“可以算出，所有消费税所得每年递增200万，”内克在1781年结算书中说道。
阿瑟·扬断言，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多；他还说：“近几年里，海上贸易在法国比在英国发展更快；这种贸易近20年增长了一倍。”
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立宪君主制的37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病，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