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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性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决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80年。在这期间，曾向城市其次出售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当城市重又尝到其中的甜头时，这种权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这种做法的动机始终如一，人们对此通常直言不讳。1722年敕令的前言说道：“财政上的需要迫使我们去寻找减轻负担的最稳妥的办法。”手段是很稳妥，但是对于承受这奇怪捐税的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1764年，一位总督致函财政总监道：“历来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其数额之大使我震惊。这笔财政总数用于有益的事业本当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在旧制度的整个面貌上，我看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今天要准确说出18世纪城市管理情况是很困难的；正如刚才所说，不管城市政权的根源如何不断变化，每个城市仍旧保留着古老体制的某些残余，而且还有各自的运用方式。也许在法国不存在两座绝对相同的城市；但是这种差异性产生一种错觉，它掩盖了相似性。
1764年，政府着手制订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为此，各省总督须就各个城市当时行事方式写成奏文。我找到了这次调查的部分文献，读过之后，我确信几乎各个城市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管理的。差异只是表面的，本质则处处相同。
最为常见的是，城市政府被委托给两个会议。所有大城市和大部分小城市都是如此。
第一个会议由城市官员组成，人数多少视城市规模而定：
这是市镇的执行权力机构，时人称之为城市政府。其成员在国王确立选举制或城市能赎买官职时，经选举产生，行使临时权力。当国王收回官职并将其出售时，他们便依赖财政手段，永久履行职权，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这种商品随着城市政权逐渐从属中央政权而日益贬值。在任何情况下，城市官员不领薪金，但他们总是免税并享有特权。他们中间没有等级顺序；行政权是集体的。行政官不能独自领导和负责市政。市长是市政府的主席，但不是城市的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名为全民大会，在还实行选举制的地方，它选举城市政府，在各城市继续参与主要事务。
15世纪，全民大会常由全民组成；一份调查奏文说，这种习俗符合我们先人的人民特性。那时选举城市官员的是全体人民；官员有时要咨询人民的意见并向人民汇报。17世纪末，这种办法有时还实行。
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全民大会差不多一直实行代议制。但是必须注意，全民大会不再经民众选举，不再听取民众意志。全民大会到处都由显贵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会议，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团体所派，每个人都在这里履行该特殊小社会赋予他的强制委托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显贵在全民大会中人数倍增；工业行会的代表为数日少，甚至不再出现。在全民大会中只能见到团体代表，就是说，会议只包括资产者，几乎不再接纳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信徒有其表的自由，当时各地人民都不再关心市镇事务，而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家墙之内。行政官员一次次试图在人民中唤起那种在中世纪曾建树种种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精神，但毫无结果：人民不闻不问。至关重大的城市利益看来也不能打动他们。在那些还保留自由选举假象的地方，若是让人民去投票，他们坚持弃权。历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几乎所有那些曾经摧毁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自奥古斯都至今一向如此；他们自以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与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人们很快便发现，要长期维持这些没有真实内容的骗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某些家族以一己之见主宰城市全部事务，远避公众耳目，不对公众负责：在全法国，这种行政制度都染上这种弊病。所有总督都指出这个弊病；但是他们想出的唯一良方只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有所改观非常困难；尽管不断有一道道敕令改革所有城市的行政制度，各城市的本身法规却常常被御前会议的各项未行注册的规定所推翻，这些规定是根据各总督的建议制定的，事前既未进行调查，而且有时连城市居民自己也未想到。
某一城市遭到类似裁决的打击，它的居民说道：“这项措施使城市中所有等级震惊，他们绝未料到会有这样的措施。”
城市不能设立入市关卡，不能征收捐税，不能抵押、出售、诉讼，不能租赁城市财产，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余部分，除非得到依据总督报告而发出的御前会议裁决。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进行。工程招标是在总督或总督代理面前进行，而且通常由国家工程师或建筑师主持工程。这一点将使那些以为在法国所见皆新的人大为吃惊。
但是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远胜于这项规定所示范围；它的权力远远大于它的权利。
在18世纪中期财政总监致各省总督的一份通告里，我找到这样一段话：“你们须格外注意城市会议中发生的一切。你们须提交最精确的报告，汇报会议的各项决定，连同你们的意见一并迅速寄送我处。”
从总督和总督代理间的通信中，我们看到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喜庆活动也由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一位总督处罚资产者民团成员20里佛，因他们在唱《赞美诗》时缺席。因此，城市官员自觉人微言轻。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致函总督道：“阁下，我们非常谦卑地恳求您给我们仁慈和保护。我们将遵从大人的一切旨令，以期不负恩爱。”另一些人还堂而皇之地自称本城贵族，他们写道：“阁下，我们从来不曾反抗您的意志。”
资产阶级要掌握政府，人民要争取自由，他们就是这样作准备的。
城市既然这样紧密地依附中央，那么至少可以维持自己的财政了吧，但事情决非如此。有人提出，若没有中央集权制，城市很快会灭亡：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18世纪，中央集权制并未阻止城市走向灭亡。当时的全部行政史充满了市政混乱。
倘若我们从城市走到村庄，我们便会遇到不同的权力，不同的形式，但同样是依附中央。
很多迹象表明，在中世纪，每座村庄的居民都曾组成有别于领主的集体。领主利用、监督和统治这种集体；但是它共同占有某些财产，其产权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选举自己的首领，通过民主方式自行管理。
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在所有经历过封建制的国家和带有这类法律遗迹的国家的所有地区都可以找到。在英国，这种痕迹处处可见；在德国，60年前它还盛行，读一下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法典，就会对此确信不疑。在18世纪的法国，也还有若干遗迹存在。
当我在一个总督辖区档案中第一次查阅旧制度下教区的状况时，记得我曾惊异地发现，在这如此贫困、如此受奴役的社区中，竟具有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我过去曾为之震惊并误认为这些是新世界独有的特点。二者都没有常设的代议制，没有严格意义的市政府；二者都是在整个社区领导下，由官员分别进行治理。二者都不时举行全体会议，会上由相聚一堂的全体居民选举城市官员，决定重大事务。总之，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相似一样。
二者命运迥异，事实上却有同一起源。
由于远离封建制度，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中世纪农村教区就变成了新英格兰的镇区（township）。由于脱离领主，但被控制在国家的强力之下，它在法国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18世纪，教区官员的名称与数量因省而异。从古老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地方生活更加活跃时，这些官员数量就增多；随着地方生活趋向停滞，官员的人数也日渐缩小。在18世纪大部分教区里，官员可分为两类：一类名为征税员，另一类通常名为理事。这些市政官员通常仍由选举产生，或被认为是选举产生；但是他们处处已变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表。收税员按照总督的直接命令征集人头税。理事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代表后者处理有关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务。当事关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一切普通法的执行时，他是总督代理的首要代表。
正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他已不屑于这样做。今天若邀请他参与这些事务，反倒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已不再统治；但是他在教区的存在和他的种种特权却起着妨害作用，以致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教区管理机构，以取代他的统治。一个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独来独往、如此得天独厚的特殊人物，在教区内破坏或削弱一切法规的权威。
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