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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
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
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无条件地拒绝承认或相信，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在最细小方面也违背了杰弗逊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是独一无的，只在于它要考察自由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以为人们能公开、充分和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
但是，详述这一切需用很大篇幅面这在本章是不相宜的。
因此，我还是放弃作这种论述，只简要地说明我们建立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想法。我们当时头脑里设想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我和沃伦·纳特想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具有何种特点呢？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正在日益发展的对经济学基础的忽视。我和沃伦·纳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而且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劳埃德·明兹（Lioyd Mints）和阿伦·迪拉克特（Aaron
Director）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 价格理论 ，并且是 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 。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隐藏在被亚当·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很简单，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原来位置的返归。我们看到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别的高等学府经济学课程设置所忽视的正是这种经济学的基础。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公开并无歉意地承认，驱使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坚信、如果这些基础受到忽视，一个个人赖以保持其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坚信， 对价格制度的理解 会为整代人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提供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进行直接的思想论战。 理解 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的。我和沃伦成为经济学家时还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见第 1章）。我们经历的“转变”是通过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进行自我启蒙的结果，并且我们还将这种经历变成我们的同事和学生的见解。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唯有对那些对经济学无知的人才有明显的说服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启蒙将来的研究生，帮助他们达到与我们相等的理解水平，培养出了解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然后通过经济学家们透彻的分析引导另外几代人达到自我启蒙。也许当时我的表述不如我现在说的这样直接了当，但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明白。我现在承认、对于5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我们的目的确是具有 破坏性 的。
三 夏洛茨维尔十年：1957－1987年。
无论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外部的标准来衡量，在1957—1967年这十年中，“弗吉尼亚学派”取得了极大成功。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得到了来自好几个非主流派特别基金会、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州的慷慨支持。研究生课程内容扩充了。利兰德·耶格尔、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亚历山大·卡夫卡（Alexandre Kafka）、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hinston）、戈登·图洛克和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eit）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许多访问学者以及所有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来到中心作为期半年的访问。他们中包括弗兰克·奈特、F·A·哈耶克（Hayek
）、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布鲁诺·利昂尼（Bruno Leoni）、特伦斯·赫钦森（Terence Hutchison）、莫里斯·阿莱斯（Mallrice Allais）、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 和0·H·泰勒（Taylor）。
我们开始吸引优秀的研究生。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生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在众多学生中我仅提出以下十几位的名字，并预先对那些其名字也应该在此提到但没有被提及的许多人表示歉意。他们是：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特·林赛（Matt Lindsay）、吉姆·米勒（Jim Miller）约翰·穆尔（J0hn
Moore）、马克·波利（Mark Pauly）、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克雷格·斯塔布尔宾（Craig Stubblebine）、鲍勃·托利森（Bob Tollison）、迪克·瓦格纳（Dick Wagner）和汤姆·威利特（Tom Willett）。这些人都是“弗吉尼亚政治经济学学派”的产物。用不着我详述，仅列出这些名字就足够了。弗吉尼亚首创精神获得了成功。
回首过去，在硕果累累的“夏洛茨维尔十年”间，高等学府内外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直经历着变化。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种知识一道德一情感的动力．大约在50年代达到高峰。到了60年代中期，这种动力便逐渐丧失。稍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在60年代初达到顶点，而在这10年的后半期，国家对经济的有效调节已不复存在。
我们这个学科中的统制经济论者，有的思想失去原来色彩而趋向中庸，有的则加入了鼓吹爱情与和平的磨皮士的行列。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由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提出了值得尊敬和注意的思想，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课程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思想污染。人们逐渐意识到制度和制度对经济运行约束的重要性。所有权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和公共选择——这三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分支学科出现了，就广义而言每一分支都从政治经济学派生而来，并且每一分支都能从弗吉尼亚学派学者的著作中找到其渊源。
可是，弗吉尼亚大学这种富有生气和个性的计划注定不能在这10年后长久保持下去。尽管它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毕竟与弗吉尼亚大学内部以及外部的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学术思想大不相同。就在这种研究生培养计划因为大获成功而受到外界广泛赞扬的同时，大学内部开始有人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它。我回想起最令自己骄傲的一个时刻是，当时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的杰克·格利（Jack
Gurly），大约在1963年或是196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说，弗吉尼亚大学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比起美国其他大学的研究生的论文更令人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时，并且是背着我和沃伦，大学当局通过一个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抵销中心的“政治动机”的委员会，在1963年对我们的计划组织了一次秘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把经济系说成是“强硬地坚持一种片面的观点”，并声称这种观点是“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未经与经济系和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那个委员会接着推荐了具有“现代观点”的经济学家给大学当局加以任命。
到60年代中期．已经加入正统学术思想行列——尽管为时已晚——的弗吉尼亚大学与SO年代相比巳大不相同。在1964年至1968年这4年时间里，大学当局未作任何努力来挽留我们这个有幸建立并获极大成功的研究一教育机构的成员。通过一种有意忽略甚至是积极鼓励的方针，这些学者被允许转到其他大学。至1968年，科斯、温斯顿、图洛克及我本人都已转到别的大学。到1969年，沃伦·纳特与其说还是一个理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如说已成为一个实干的政治经济学家了。
到此．我的这些必要的自传性叙述不再同沃伦·纳特有直接联系了。在我于 1968年离开夏洛茨维尔以及他于1969年进入国防部后，我几乎不再看到他了。因此对沃伦·纳特返回学术界后在大学里同利兰德·耶格尔、威廉·布雷特及其他人继续进行的持续了70年代整整10年的斗争，我就不可能作证了。可是在我同沃伦仅有的几次会面中，我感到我们长期坚持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任务的一致意见并无任何改变。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讨论我们认为在本学科中所应共同肩负的道义责任。为此我感到，继续阐述我对1968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发展动向的个人见解是适当的。
四 公共选择一新弗吉尼亚学派：1969—1982年。
依上所述，“公共选择”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独立或准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