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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官员评价高
排在前10位的职业中有6个是属于有官位的职业：中学校长、国营企业厂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如果从排在前30位统计，有18个权力含量高的职业。其中有15个是属于有职位的职业，其他是属于没有职位的职业，如：政府机关办事员、工商税务人员、机关政工干部、警察。国内一些相关调查对工商税务人员评价不高，基本排在前半部分的最后，而深圳工商税务人员排名靠前，在前第19位。说明以权力或特权为基础的官本位制有着极为深广的渗透力
3、重知识、技术的含量
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排在前10名。从中可看到，高知识、高技术、高教育的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的社会声望均较高。
4、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
从行业所有制性质看，政府、国家所有制单位的职业声望高。如国营企业厂长职业声望最高，其次排序是：外资企业经理、集体企业厂长、私人企业老板，前后相差34位。再以电工职业为例，排序为：国营企业的电工、外资企业的电工、私营企业的电工。而政府机构的领导则远比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企业工会主席职业声望高。政府机关的办事员的职业声望位置与企业技术员的职业声望位置相比，也相差19位；并且，机关单位小轿车司机也比出租小汽车司机排名靠前。人们对政府、国有企业职业评价高，可能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及国家所有制单位仍拥有绝对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反映。
5、对经济收入可观的职业声望评价高
建筑队包工头、企业采购员、个体运输专业户、养殖专业户职业评价高。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些经营者过多地追求经济收益的不良行为而做出职业声望的低评价。
6、对工人、农民职业声望评价低。
对清洁工、纺织工人、种田农民的评价，没有因为职业的崇高和纯朴而提高职业声望，工人的职业声望在直线下降。这一点与北京市民有所不同（参见李强，2000）。
二、对基本特点的深层分析
从以上的总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新型移民城市的深圳经济特区，职业声望评价显现出很强的工具理性及现代意识：一是认同职业的等级划分。职业声望评价与职业的权力、收入、声望、教育资源的分布及社会地位分配成正比。二是重市场化因素，而轻道德评价。只要是符合市场需要的职业，职业声望评价就高。不会因为职业形象的社会刻板印象——高低贵贱、好坏、善恶等而影响职业声望的地位评价。三是非常务实，而非理想化。权力、收入、教育资源较多、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就高，如出现中学校长排在第一的现象（深圳好的中学少，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大多数人的子女进教育质量好一些的中学不容易，而这关系到孩子的高考升学机会，自然中学校长职业声望的排名在大学教授、科学家等之先）。国务院总理的职业离寻常百姓的比较远，所以排名相对比较靠后。四是重视权力和法的结合。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在官员中排名在前。一方面说明法律规范的作用在逐渐被世人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阶段权力和法的结合作用对社会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见表 100）。
从差异性看，深圳人对权力资源含量大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如：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县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标准差与平均数接近或超过平均数，说明人们对其职业评价所持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现象也反映出对党政领导有权力职业的价值评价标准上的差异。可能有些人从道德评价的角度，对于权力行使中的不良现象反感而给予较低的分值；有些人可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因为这些职业的高获益或者对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而打高分。但从总体分值看，权力含量高的以及相关的职业声望评价排名靠前。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1）
我们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角度，对职业评价做进一步观察，以分析不同群体在社会职业评价存在的共性及差异。
一、不同性别群体的比较
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与国内比，北京市民不同性别的职业声望评价相关系数为0972，高度相关（李强，2000）。国际上的有关研究也是高度相关：美国为098，丹麦为099，菲律宾和赞比亚均为098（Treiman，1977）。与国内外“男/女”相关系数比较，深圳的“男/女”相关系数相对低。但0896的相关系数也属于相关性高的范围，处在001显著水平上，可见不同性别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
深圳“男/女”职业声望评价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差异：一是性别角色模式对“男/女”职业评价的影响。男性对工程师、飞机驾驶员、报社记者、体育运动员、电工、企业采购员、推销员等职业的评价远远高于女性的评价。而女性对机关政工干部、中学教师、医生、护士、居委会主任、公共汽车售票员、宾馆服务员、图书管理员、商店营业员等职业的评价大大高于男性的评价。尽管深圳女性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但并没有根本转换其从事的职业类型的传统模式。传统的性别角色心理和职业取向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要表现在职业取向的根本转换上；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尝试更多的职业，并且获得更大的成就，显然她们选择的视野会更加开阔。二是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男性的评价将中学校长排名第1位，而女性将其排名第6位；男性的评价将县委书记排名第4位，而女性则排名第17位；女性将科学家排名第1位，而男性则排名第8位；女性将国务院部长排名第5位，而男性则排名第21位等。这些均反映男性的职业评价更接近现实，而女性的职业评价更多受到社会期望角色模式的影响。三是权力、权威的客观性影响。对现实中有权力的职业，如政府机关的局长、工商税务人员、警察、企业工会主席等，女性的评价高于男性。女性可能认为这样的职业更具有权威性。
从“男/女”评价显示的差异性看，男性群体内的差异性大，平均数超过或接近标准差的比女性群体多，也就是说女性对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比男性群体更高一些。女性主要对国务院部长、市长、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男性主要对市人大主任、县委书记、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存在明显差异。
二、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93，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年龄段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不同年龄群体分为16…35岁和36岁以上两个年龄段，前者为青少年、青年，后者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两个年龄段比较发现，职业评价排位差异比较明显，只有4个职业排位相同，其他均存在差异。差异在10位以上的有20个职业，在5位以上的有38个职业。
从职业评价的“年龄”差异看，比较突出的有如下特点：一是35岁以下组比较注重权力的法律因素。现代社会的管理讲究法的至高无上，年轻群体法律意识相对比较强。如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的职业评价排在2、3名，均高出36岁以上组。显示年轻群体更多重视社会的法律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逐渐在认识和接受法制的作用。二是35岁以下组相对轻教育职业。如科学家排名第一，但是大学教授、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及幼儿园教师职业评价评分均远远低于36岁以上组。说明教育事业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较弱。三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行政职业和专业技术职业，如行政机关科长、政府机关办事员、机关政工干部，以及工程师、企业技术员等职业，其评分均高于36岁以上群体。四是35岁以下组比较重视新兴的职业，如服装设计师、电视台主持、服装模特、保险公司业务员等。这说明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兴行业，年轻群体接受力较强。五是倒数看职业评价评分，对传统意义上政治地位、经济待遇比较好的工种，35岁以下的群体打分更低，如车工、纺织工人、清洁工、印刷工人、矿工、建筑工人等。这一类的职业声望会出现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从不同年龄群体的职业评价差异看，年轻群体对职业的评价首先反映了现代社会更加重视社会法律权利；其次重视与权力、技术相关的职业，而轻视与从事教育事业相关的职业；再次，更加重视新兴职业，而轻视传统意义有价值的职业。这一切均说明年轻群体对时代脉搏更加敏感。
不同社会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2）
从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差异看，16…35岁群体比36…69岁群体更趋于一致。16…35岁群体对科学家、市人大主任、市长、县委书记、政府机关局长、国务院部长的职业声望评价存在明显差异。36…69岁群体对国营企业厂长、科学家、市长、政府机关局长、市人大主任、法院院长、国务院部长、县委书记评价存在明显差异。
三、不同文化程度群体的比较
Pearson相关系数是0878， 在α=001显著水平上，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职业的评价呈显著性差异。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分为高中及以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