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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的社会等级与其实际的收入等级一致程度比较高。
3。户籍与经济状况对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交叉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户籍人口社会地位自我认同的经济标准高于非户籍人口，在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的人群个人月平均收入9623元（见图3…5），但是标准差17871元，说明有极值影响，而其他各等级的平均收入均低于户籍人口，若以总体人口的实际经济情况为参照，非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基本都可以归为中下等级，而户籍人口中自我认同为中等、中下等社会地位的均可归为中等社会地位，可见在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上，相同经济条件下非户籍人口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高于户籍人口。
社会地位的自我认同（4）
比较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中不同收入的人在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发现，户籍人口自我认同“上等”社会地位的群体，在“高”和“中高”收入群体的各占40％，合计达80％；非户籍人口在这两个收入群体分别是17。2％，合计达34。4％，远低于户籍人口相同等级的收入比例；在非户籍人口中有51。7％的人在“中等”收入群体，而自我认同为“上等”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人中，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分别是23。2％和49。3％，在非户籍群体中自我认同为“中等”社会地位的，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实际收入在中下等和下等，而实际的情况还会更多，因为我们统计的是纯收入，而非户籍人口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比户籍人口的付出都要多，自我认同为“下等”社会地位的，在非户籍人口中有81％实际收入在“中下等以下”，相同的群体户籍人口中只有51％，可见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低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下”认同的趋势，非户籍人口的自我认同高于实际的经济等级，具有“向上”认同的趋势。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1）
最具认识论价值的是“别人眼中的自我”，它是一种主观真实，直接影响别人对你的态度和行为。从调查来看，深圳的社会评价是以经济、政治（权力）和文化3个要素为主要依据，呈现出以一种多元认同为基础的格局。
改革开放前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标准，出现了权力分层、声望分层与收入分层高度一致的体制，即官本位， 官员是社会上地位高、权势大、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的身份群体， 无论就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均是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政府各种权力下放，官员不再居于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地位；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先富， 社会地位的基本测量指标开始由权力向财产转移，对这种官本位的分层体制给予很大冲击，干部从过去的高收入层和中高收入层转变为中等收入层。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对阶级或阶层的评价呈现多元格局： 经济状况、财富状况已成为衡量人们地位高低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巨富者、大款已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其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继续在再分配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崛起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得实惠，因此，尽管通往社会上层的道路与过去不同了，市场的发展使机会分布变得平等了，但获得机会的人是除了那些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外，还有较大权力的人。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3要素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发达国家，职业角色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影响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之间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非整合性，这个特点在深圳的社会评价中也是明显的，表现是评价中的矛盾现象较突出，比如某些越有权的阶层对权力评价越低，越有钱的阶层人对金钱财富评价越低，文化程度越高的阶层却对教育水平评价不高。
一 总体描述
我们在调查中列出的问题是：“您认为阶层或阶级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些方面？”在回答中，名列前4位的依次是金钱财富占48。4％，权力占14。2％，社会地位占14。1％，教育水平占7。3％。这4个因素与其他因素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是金钱财富以大比分高居榜首，说明深圳人把经济资源作为划分阶级或阶层的首要因素；二是教育水平虽与社会地位和权力因素相比还有近7个百分点的差距，但能跻身于前4位，说明文化资源在划分阶级或阶层中作用的增大；三是传统的因素如家庭出身、外在因素如消费水平、内在因素如道德修养的认同率不高，具体到各阶层来看，层次较低者更多地归结于权力和家庭出身，层次较高者则更多地归结为教育水平；四是深圳人往往扮演多种社会角色，可能随时改变自己的身份，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所以答案的不稳定性和分散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 性别角度的社会评价
男性与女性的评价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都把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教育水平摆在前列，只是在单个因素的评价上稍有差异。男性更看重金钱财富和权力，女性更青睐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男性与女性评价悬殊较大的是对道德修养的看法，在这点上，女性比男性高了5。5个百分点，表明女性更注意人的品德等内在因素。
三 年龄角度的社会评价
除了50～59岁外，所有年龄段的共识是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教育水平名列前茅，而且都把金钱列入首位。在这个大前提下，各年龄段对其他因素的评价有较大的不同。
15～19岁年龄段的特别重视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家庭出身的重要性逼近教育水平，只差3个百分点。对这些还没有或刚踏入社会的人来说，对家庭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期望是情理之中的。20～29岁年龄段的对道德修养和教育水平评价较高，而对家庭出身的评价比前一个年龄段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进入社会，尽管家庭出身在他们找工作和工作中仍起重要作用，但并非万能，对绝大多数出身工人农民的子弟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靠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30～39岁年龄段的人已开始品尝到权力的魔力，对权力评价比前两个年龄段分别上升了10个和5。7个百分点，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则下降了5。7个和7。1个百分点。40～49岁年龄段的人在各单位权高位重，他们更是把权力提高到最高点74。6％，社会地位提高到最高点69。％ 。50～59岁年龄段的人，或者准备退休，所以他们对金钱财富的评价是所有年龄段最高的，达90。1％；或是仍大权在握，所以他们对权力的评价维持在高位，达71。7％。60～69岁年龄段的人希望通过塑造人格魅力保持自己的晚节，所以对重道德修养评价甚高，所占比例达19。2％，是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
社会地位的社会评价（2）
四 户籍角度的社会评价
深圳户籍对权力的评价高于非深圳户籍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深圳户籍在国家及社会管理阶层的比例大大高于非深圳户籍有关；而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家庭出身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高于深圳户籍3。3个、5。8个、4。6个百分点。总的来看，非深圳户籍的文化素质比深圳户籍的要低，这是他们各方面待遇不如深圳户籍的原因之一， 同样，家庭出身对社会地位高低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因此，非深圳户籍对教育水平和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有更强烈的意识。
五 文化角度的社会评价
没有学历的人的社会评价有两“最”：一“最”是对金钱财富的评价在所有文化程度中是最高的，达92。4％，与之相适应，对与金钱财富有关的消费水平和住房的评价也是最高的，比例分别为55。6％和54。4％，大大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评价；另一“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低，比例仅仅只有7。6％，与之相联系的道德修养和言行举止竟无一人提及。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比没有学历的人对金钱财富的评价下降了4。1个百分点，但仍维持88。3％的高位；而对教育水平的评价尽管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11。1％的低位，这个数字在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仅高于没有学历的人。该文化程度的人对生活方式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评价最高的，比例高达23。7％。
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随着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明显高于前两个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0。8％和30。3％。由于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文化档次上的接近性，他们除了在消费水平的评价上出入较大外，在家庭出身、职业、生活方式、住房、道德教育、其他和言行举止的评价上相当相似。另外，初中文化的人对权力的评价是所有文化程度中最高的（见表3…21），所占比例为69％。
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对权力的评价只有41。2％，是所有文化程度评价中最低的；与前面几个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它对道德修养评价最高，所占比例达18。5％。
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教育水平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39。9％；二是对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所占比例为22。3％。这些表明，该文化程度的人比较看重后致性因素。
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的评价大体上维持大专文化程度评价的格局，明显不同的是本科文化程度的人对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的评价分别下降了7。7个和5。6个百分点，但对权力的评价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研究生及以上的人对金钱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评价都很高，所占比例分别是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