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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首诗看，作者写的是形象，但作者选择这些形象来写时，主要不是要写蝉的形象，不是要写空山、深林、月光、青苔，作者对这些形象产生了思想感情，借这些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才构成形象思维。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的思想，当它没有跟咏蝉结合的时候，是抽象的逻辑思维，是他从生活经历中概括出来的。假使他写一篇居高声远论，那就属于逻辑思维。当他把这个逻辑思维同咏蝉结合起来，借蝉来表达时，这就成为形象思维。因此，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不是绝然分开的。“居高声自远”这种思想，是作者从生活中来的，作者在唐太宗手下做秘书监，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和称赞，他的声誉同他的地位有关，也同他的品格有关。他从生活经历中体会到这种“居高声自远”的逻辑思维，一朝同蝉的居高声远的形象结合，这样构成的“咏蝉”，这种居高声远的思想就不再是抽象概念，成为形象思维了。王维的《鹿柴》，它的形象思维不是这样。他从空山、深林和返照中，体会到一种幽静的境界，反映出作者爱好这种境界的心情，这就构成形象思维。这种心情，就是从空山、深林的形象中产生的，并不是作者从生活中体会到某种逻辑思维，再把它同生活中的某种形象结合而产生的。这好比拍艺术照片，艺术照片不能看到什么景物就拍，是有选择的，不光对所拍的景物有选择，还要注意光线、距离和拍的角度，这些选择，就有逻辑思维在起作用。作者从景物中发现艺术美，这是形象思维，但这种艺术美怎样表现出来，这还有赖于逻辑思维。所以就像王维的创作《鹿柴》，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也是不可分割的。他怎样选择景物，怎样构思，怎样适用语言来表达，都和逻辑思维有关。
（二）主要写思想感情的，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只是一般地提到古人，没有具体地写某一古人的形象。“后不见来者”，来者也没有具体写。“念天地之悠悠”，这个“天地”跟“悠悠”结合，指对宇宙无穷所发的感叹，这里也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独怆然而泪下”，“泪下”是形象，但这个形象不能表达当时作者的形象思维。当时作者的形象思维是什么呢？作者在武攸宜手下参谋军事，进攻契丹。他屡次向武攸宜献计，不听，反而被贬为军曹。他受到打击，一次登上幽州的黄金台，想到燕昭王在台上接待四方来的人才，像乐毅等人。因此“前不见古人”的“古人”里，有具体的形象。“后不见来者”，这个“来者”指像燕昭王一类的人，当他登幽州台时，即使真有这样的“来者”，他也碰不到，他碰到的是跟昭王相反的武攸宜。昭王信用人才，武攸宜排斥打击人才，他亲身感受到这种打击，所以登幽州台下泪。在武攸宜打击下，他不便具体地写，怕会受到更大的打击，只好用抽象的“古人”“来者”来发感慨。因此，从幽州台和“古人”里面，可以接触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可以唤起黄金台、昭王等的具体形象，从而体会到作者的感情，于是作者的感情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形象思维了。钟惺批语，注意“不见”，说是“好眼”，“好眼”指精神贯注处，就在不见昭王这样的人。又说：“念天地之悠悠，好胸中”，胸中想的，天地悠悠，在封建社会的天地悠悠中，像作者那样遭遇的人又不知有多少，那末他的下泪不光是为自己，也在为自己同样遭遇的人下泪了。
（三）既写形象，也写自己的思想盛情，如李商隐的《蝉》，前四句写形象，后四句写思想感情。“高难饱”，“恨费声”，既是写蝉，也在写自己。“五更疏欲断”，从白天叫到夜里，叫到五更，已经叫不动了，声疏欲断，可是找不到一点同情，“一树碧无情”，把身世遭遇借蝉来写出，不落痕迹，所以批语特别推重。后四句写自己，为了做小官像萍梗一样飘流，故乡的荒芜已经平治，可以回去，蝉鸣似相警戒，我亦举家清贫。这首诗，前四句的写法，同虞世南的《咏蝉》相似。作者长期在地方上当幕僚，有“本以高难饱”的感触。曾经托人引荐，只是徒劳。这种生活中的感触，跟蝉的形象结合，构成形象思维。后四句写自己，用萍梗的漂浮无定比自己的到处奔波，用“故园芜已平”来表自己思归的心情。再同蝉鸣联系，点明举家清贫。这后四句，用“梗泛”作比喻，联系故园的平整，用拟人化手法写蝉，称它为“君”，他的思想还是和形象结合的。这种写法在诗里比较多见，因为诗以抒情为多，容易抒写自己的感情，把抒情和咏物结合起来。
唐朝骆宾王《在狱咏蝉》的序里有几句写蝉的话，是又一种写法：“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寄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松之微风，韵恣夭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这里是一句写蝉，一句说明意义。如“洁其身”，写蝉的高洁，“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说明“洁其身”的意义，同于高尚的品行。以下都是这样。要是把写蝉的句子连起来，删去讲意义的句子，如“故洁其身也，蜕其皮也。候时而来，应节为变。有目斯开，有翼自薄……。”那就是写蝉，就是形象思维，在写蝉的形象中有含义，含义就是每句下面说明意义的话。像这里把写蝉的形象和意义的话合在一起，是另一种表达形象思维的写法。
李商隐的《锦瑟》诗也是写形象和写自己思想感情的结合。对《锦瑟》诗原有各种不同解释，这里采用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因他是同形象思维结合起来谈的。这首诗前六句是写形象，即写锦瑟，后两句是写自己的感叹。“锦瑟无端五十弦”，指锦瑟有五十弦，“思华年”，兼写锦瑟在名手里弹奏出各种曲调。中四句写锦瑟的曲调，有适、怨、清、和。“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自得之貌，是奏出使人感到舒适的音调。望帝化为杜鹃鸟，他的悲哀托杜鹃啼鸣，是弹奏出哀怨的音调。南海外有鲛人，他的眼泪化为珠，指音调像珠的清圆。蓝田出玉，比喻音调像玉的和润。但这六句又不光写锦瑟，也在写他自己的创作。“无端五十弦”，盛叹自己已经接近五十岁了。“思华年”回想过去的盛年，作者一生经历在诗里有反映。“思华年”正是结合一生所作来回想过去。“迷蝴蝶”写他的诗也有写舒适的心情的。“托杜鹃”写他的诗也有像杜鹃的哀鸣的，写怨恨的。“珠有泪”写他的诗精莹如珠，但珠是死的，他的诗却是有感情的，像珠的精莹而带有热泪。“玉生烟”写他的诗像玉的和润，但玉是死的，他的诗却是含有蓬勃生气，像玉生烟。这样前六句既是写锦瑟，又是写他的诗篇，把对诗篇的评价同锦瑟的音调结合起来，构成形象思维。
庄周梦为蝴蝶，望帝化为杜鹃，都是形象。前者表示舒适，后者表示哀怨，通过形象来表达情思，就是形象思维。用形象来表情思，情思寄托在形象中，所以说“托”；这种寄托比较含蓄隐蔽，所以说“迷”。那末“托”和“迷”是互文，即“迷蝴蝶”也是托蝴蝶，“托杜鹃”也是迷杜鹃，即蝴蝶、杜鹃既用来寄托情思，也用来隐寓情思。“珠有泪”“玉生烟”也是形象，也是借来寄托情思和隐寓情思的，所以也是形象思维。这样前六句是借锦瑟以寄托情思。后两句专写自己的情思，“此情可待成追忆”，即“思华年”之情；虽可待追忆，但当时已惘然，则现在更难追寻了。
对《锦瑟》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里也作了说明。用锦瑟来比诗，这正同杜甫用玉琴来比诗一样。把《锦瑟》说成全集的自序，因为《锦瑟》诗作于晚年，可是宋本李义山集把它放在卷首，保留李义山原来的编次，所以知道他有把它作为序言的用意。怎么知道“玉生烟”是指诗呢？《困学纪闻》卷十八说：“司空表圣云：‘戴容州谓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李义山玉生烟之句，盖本于此。’”可见“良玉生烟”本是指诗家之景，用“玉生烟”来指诗是有根据的。“珠有泪”同“玉生烟”相对，所以也可解释做讲诗的。
上面提到的司空图的《诗品》，是文艺理论，也是形象思维。如《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屧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作者讲清奇这一种风格，他想的全是形象，没有一句抽象的话，把许多形象结合起来，使人体会什么是清奇，也足以说明形象思维的特点。
这样的形象思维又跟博喻结合着，这里用了很多比喻，有简单的，如月曙、气秋；有复杂的，如松下漪流，可人寻幽欣赏空碧悠悠。这又说明形象思维同比喻的关系。
5。隔与不隔
一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①，“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