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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一是“使内战爆发”，“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结束内战，实现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为实现第二种前途而努力，“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务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2月21日，毛泽东又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要求：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的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同时，又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则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也有人主张“审蒋”。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中也提出：“罢免蒋氏，支付国人裁判。”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特别是何应钦等想借机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而且当周恩来于17日到西安了解各方面情况后，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方针。次日，即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已反映在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从接到中共中央12月12日报告起，直至12月15日未作出任何表示。
16日发来一电，因电码差错无从译出。
18日，中共中央又发电给共产国际请“即检查重发”，延至20日才算收到16日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来电，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
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
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1936年文件集》。＇
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责难西安事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措施。但是，早在共产国际来电以前，中共中央从事变一开始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肯定了它进步和积极的意义，立即采取了支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和有力措施，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修正和充实了原定决策。
在短短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订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不但说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胸怀，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三、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运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
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早在等着周的到来。
12日他们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周恩来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
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肯定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后指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阿、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2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