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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7页。＇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日战争宣言》中，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
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冯玉洋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江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说：“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申报》1932年5月25日。＇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日本侵略者用停战协定取得战略主动，以便将日军投向新的方向，扩大侵华战争。对上海的进攻掩护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在上海的停战，又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在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上海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给予第19踢军抗战以巨大的支援。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暴和顽强战斗的意志以及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淞沪抗战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及对日妥协而导致失败，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版，第55页。＇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编 小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利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乘虚而入，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达1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大打击。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当国际视听集于上海的时候，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予以承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由其基本国策和帝国主义制度等决定的。
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积极向大陆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以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前是大陆政策的酝酿时期；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系统形成时期。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法、俄同德、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以“委任统治地”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
1915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该会议精神拟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所谓《田中奏折》，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出了具体步骤，成为日本法西斯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
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
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