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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和取得胜利的。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实行完全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政策。这就使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特别尖锐突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险。然而，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国，已不同于过去，有了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进步的军队。中华民族的觉醒已达到空前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领导和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倡导和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可以说是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表现，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保证，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同心协力，气贯长虹。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流血流汗，以血肉之躯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全国抗战的8年中，征募壮丁达133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兄弟。解放区战场的近100万主力军和220余万民兵，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工人农民又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社会生活和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者，他们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部分力量，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为抗日奔走呼号，在文化教育、宣传鼓动等各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也表现了巨大的爱国热忱。沿海地区及长江下游的民族资本家，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下愿资产被敌利用，将工厂业大批迁往内地和大后方，为支持国家战时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在抗战中所得国际援助又甚少，能在如此长期的战争消耗中，保证数亿人口的生活必需和数百万军队作战的维持，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英勇不屈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虽然居住地区不同，人数多少各异，但几乎部为神圣的抗日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北起黑龙江，南到五指山，东至台湾，西抵青藏高原，汉、满、蒙、回、藏、维、苗、瑶、黎、壮等各民族，都以自己民族的方式参加着不同的抗日斗争。成千上万支各民族的游击队、自卫队在和敌人作战，难以数计的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等，在日以继夜地辛勤奔忙，形成各民族人民支援战争的滚滚洪流。
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中国所有的党派都先后参加到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之中，发挥了各自的不同作用。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会等各党派，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对抗日救国事业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各地方实力派抗日前都存在着较浓厚的地方主义，在抗战中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同舟共济，积极出兵、出粮。四川军队参加抗战者达100余个师，四川省1941～1945年出粮达8443万市石。其他如云南、广西等各省军队，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中国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的空前浩劫中，纷纷起来声讨侵略者的罪行，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救国同盟、难民救济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僧侣救护队等，号召教徒为反对民族侵略尽心尽力。宗教徒联谊会还组团到国外揭露日本的罪行，取得了世界宗教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身在国外的1000余万华侨，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休戚与共。他们组织各种华侨救亡团体，创办多种报刊，积极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争取国际社会对抗战的支援。他们积极捐款、认购国债，将辛勤积蓄的金钱寄回祖国，捐赠大量急需物资。一些华侨优秀儿女还回祖国直接参战，不少人将鲜血洒在抗日疆场。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调动起来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他们自知对抗不过这一强大的力量，便采取了离间和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时间，日本的政治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的劝降，以及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接踵而来。国内投降主义者，在抗战的困难面前，悲观失望，蠢蠢欲动，汪精卫等少数民族败类叛国投敌，顽固派则不断加剧国共磨擦，制造分裂和对日妥协的条件。然而，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不可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容倒转。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及坚决反对远东慕尼黑的方针，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特别是解放区战场军民牢牢掌握着中国抗战的命运，终于使国内的分裂、妥协企图未能得逞，使国际绥靖主义政策遭到失败，使中国抗日战争渡过最严重危机，得以继续坚持到底。显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急风暴雨的冲击下，岿然不动，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抗战的实际作用使自己的国际地位迅速变化，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国。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北伐战争。
1937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国家兴旺发展；国共两党分裂，民族元气必伤。“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目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正是顺应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热切盼望祖国统一，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局面的历史潮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必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
抗日战争是在先进的军事理论、军事战略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在全国抗战爆发的前后，为提出符合同情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的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理论的探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研究的前列。毛泽东根据中日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基本情况，以及战争性质的进步与退步，国际社会的多助与寡助等特点，在1936年7月16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即提出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提交国防会议的关于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接着，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作战指导计划中，确定了以持久战为主旨的战略方针。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与中国相比，国小、人力物力资源不占优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恃其优势武器装备和充分训练的陆海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几个月打败中国军队，一举灭亡中国。它急于和中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它最怕战争旷日持久，更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深知敌我双方特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以全面全民族战争的优势，对付日军现代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开辟敌后战场的积极战略行动，与正面战场的防御相配合，破坏日军的全面战略进攻，夺取战略主动权。中日战争是两国综合力量的竞赛，也是战略指导正确与否的较量。经过你死我活的10个月搏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几个月灭亡中国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在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有力抗击下，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不断地遭到破产，战略进攻的势头在衰减。与此同时，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八路军已完成在晋察冀等省山区枢纽的战略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正向华北平原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新四军亦正开始向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大片沦陷土地被收复，敌人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正以燎原之势发展。根据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以军事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总结战争的经验，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全面系统地深刻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日军进攻总的目标是武汉，并将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他具体地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应当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内线的防御的战略持久，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优劣形势，从而逐渐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力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