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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至此，谈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就在赫尔利协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演双簧戏的时候，赫尔利己准备公开与中共摊牌，开始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国在华军政人员。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进入1945年后，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内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载《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尔利把这个建议说成是美国驻外军官所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个部分，扣压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5年1月9、10日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美国的电报。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坚决反对邀请中共领导人访美的意见，从而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为，如果国民党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就会“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壮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5页。＇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军7卷，第233页。＇
这无疑是美国抉蒋反共的一项政策声明。
1945年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美国，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号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317～320页。＇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新任总统社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为美国方面断送了。非但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毛泽东在此后不久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5页。＇
三、美国加紧扶持和控制国民党
随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了从各方面支持蒋介石的活动。
在军事方面，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1月，在华美军已达32956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60369人。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百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项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之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7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44年11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1945年3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在1945年1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000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450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5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4000辆卡车和4500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783辆，运输总量达161986吨之多。仅7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91183吨。
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1943年4月15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它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