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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命运》在论述中国历史时，大肆赞扬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哲学伦理思想。说封建时代的“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家族、保甲、乡社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说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是“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中国古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2～43页。＇
蒋介石利用封建的糟粕作为推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说明蒋介石集团是过去统治集团的继承者。
《中国之命运》极力歪曲中国近代的历史。它把“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大害”，“建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归结为列强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的这一举，来决定其盛衰荣枯”，单独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说成“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蒋介石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把英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国民政府订立“平等新约”，渲染成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并说中国从此开了“新机运”。但是，中国民族独立的任务是否因此而完成且不说，蒋介石这样说还是另有用心。他接下来在谈“平等新约的意义”时继续写道：“要知道撤废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初步的成功。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国强为一致的要求，然而各种的主张，各种的运动，或因见解偏颇而失败了，或因时代错误而消灭了，或因民心背弃而失败了，或因动机不正而淘汰了。……惟我国民革命，其主义出于大公，其动机本于至诚，而精神完全发于民族的正气。所以其中心组织之国民党，乃能兼容并包，以集中整个民族全体国民之中的革命分子。其行动的试炼，乃至五十年以上的无数之艰难困厄，由事实演变证明，而始能内受国民之拥护，外为列强所认识，以达到今日初步的成功。”大肆自我粉饰，自我吹嘘。
在这本书里，蒋介石又一次提出了所谓五项“建设”。“心理建设”最重要是“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以培养救国的道德建设为基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即以忠孝为根本的封建四维八德。
“社会建设”把封建时代的乡社说成是“建国的根本”，目的是要强化保甲制度。“政治建设”就是他念念不忘的“训政”，竟公然说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经济建设”则是空谈“工业化”和“保障”每个国民的生活生存。
蒋介石在书中还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益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的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这样的学说和政派，“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
在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同时，蒋介石极力兜售经其阉割、篡改的假三民主义，说“惟有三民主义”才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中国国民党是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45～46页、第66页。＇
为此，他呼吁：“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策划国家民主永久的安危。”无耻地吹捧“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与国家民族凝为一体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4页。＇
在这本书的后部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中国命运“决定的关头”问题。他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这是我们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中。”＇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4，台北1984年版，第121页。＇
公然诬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割据地方”，“破坏抗战”，“妨碍统一”，除了国民党之外，“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是变相的军阀的新式的封建。“大家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是无论怎样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这在实质上是蕴含了他反共反人民的行动计划，为发动新的反共磨擦埋下了伏笔。
《中国之命运》集中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命运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是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言书。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新的形势下，鉴于“各个国度底内部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一个别国度工人运动底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并估计到各同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解散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因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代表大会决议所负的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446页。＇
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5月15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力量削弱的表现，是反对共产党的大好机会，遂加快了其反共的步伐。
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集西安“文化团体”开会，到会者虽仅9人，不到被邀请团体的1/3，却以大会名义发表通电，叫喊第三国际已经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当即在中外报刊发布这条电文，并发动全国各地的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一时间反井声浪甚嚣尘上，一些御用报刊大叫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解散一切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1943年7月26日《西京日报》刊登文章《中共应善谋自处之道》，狂叫“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承，自应乘此机会，宣告解散。”
戴笠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对策是：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
随后，蒋介石便加紧军事部署，6月初，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商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方案，部署兵力，视察阵地。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他按照5月23日曾电呈蒋介石经蒋介石批准的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进占边区，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分别由陶峙岳、范汉杰担任总司令，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攻防、封锁的准备；第二期，加强关中兵团的实力，恢复关中囊形地带；第三期，在前两期任务完成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恢复关中、陇东全部，一举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的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第8战区所属的3个集团军，除原屯集于陕甘宁边区周围的2个集团军外，又从执行河防任务的3个军抽调两个军，进驻洛川、宜川、耀县、三原、旬邑、淳化、彬县、平凉、固原等地。到7月间，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连同原有的2个集团军近50万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随后，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