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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782。4万吨，1944年降到591。6万吨，锐减24。39％；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441。6万吨，1944年降到279。6万吨，锐减36。88％。＇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13％，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