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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物资与装备等手段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争取土耳其1943年底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即将举行的战役进行具体协调。会议还就战后波兰的边界，战后德国的分割和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前，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关于伊朗的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德黑兰宣言》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国法西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的同心协力将导致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和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宣言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旅，第4D8～409页。＇
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和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三个会议关于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对德国、日本作战的军事战略，对于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1月2日、4日、7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
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1943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1943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年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有3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5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1月11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96页。＇“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月1日至3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1943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师等5个师，其中第27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4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