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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小园江混成旅于6月24日由龙游进陷丽水，在破坏丽水机场后，于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此时，温州湾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2日在温州登陆，13日侵占瑞安。
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之线向西发起进攻后，西面驻南昌的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34师和今井、井平两支队，由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只遇轻微抵抗就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在此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永岩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一路为第34师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临川进攻。4日豪雨，中国方面以第79军冒雨由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次日，日军第3师主力抵达临川，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此时，中国守军第58军及赣保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34师主力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至8日，日军突破第58军阵地，第34师主力直下临川与第3师会合，猛攻中国方面的第79军，双方激战至12日，日军第34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永岩支队向鹰潭进击。
日军第3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后，中国第9战区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以第4军由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以第58军由北向东南进攻崇仁、临川，以第79军由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16日，第4军所属部队先后克崇仁、宜黄并继续向临川进迫。此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第34师主力陷鹰潭、贵溪。
从6月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南城，但久攻不克。至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宜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即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自7月上旬以来，第3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横峰。
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部队于8月中旬撤回。中国派遣军决定第13集团军留置第22师于金华、武义、东阳，第70师于新昌、奉化，其余于8月19日撤回原驻地。其第11集团军所部自8月19日开始撤退。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经苦战虽实现了预定目的，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师长毙命，总伤亡数据日军战史记载共17148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