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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纷纷展开民主建政工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经1941年的政权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
1942年，苏中区按照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关于政权建设的决议和苏中行署第一次县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健全“三三制”政权。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钩、黄桥的朱履先等人。共产党员只占1/3。至当年底，苏中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及3O 个区成立了参议会。在苏北的淮海区，1942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选聘的229名参议员中，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士，其中：军队25人，地主士绅48人，工商业主15人，教师22人，青、妇、工人48人，农民40人，其他31人。工农成份、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依照“三三制”分配。在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0名，内有士绅50名。
1941年9月，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井于翌年5月一届二次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政权工作的各项法令和决议，深入贯彻“三三制”，县、区、乡的政权均通过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鄂豫边区为推动各县的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共产党员占32人，大半为士绅中间人士，大会根据人民的公意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选举成立了边区统一的行政领导的最高机关——边区行政公署，通过了组织参议会，召开县代表大会民选县政权等重要的民主建政议案。同年10月25日，鄂豫边区党委关于政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执行情况：边区行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占1/3；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为18人；县级政权中，科长以上干部党员1/3多一些，科长以下干部中实现了“三三制”比例。1942羊3月22日，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边区召开了首届民选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经过3次基层选举，再由边区总选举产生的边区最高民意机关。到会的正式代表126人中，兵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健全各级民主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及村代表制，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之‘三三制’。
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按不同情况，对各地乡村基层政权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实行民主改选，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政权。在县以上召开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的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从政治上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李鼎铭等的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槽兵简政主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故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