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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日伪军，扩大游击区，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性抗日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到1942年初，初步巩固了巢无抗日根据地，井在桐城、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并一度与第5师打通了联系。同时，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径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春，新四军第7师继续巩固与发展巢芜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庐地区。4月，第7师以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和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含和独立团。独立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含和、江（浦）全（椒）游击根据地，并订通了与新四军第2师的武装交通线。至此，新四军第7师初步完成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6师联系的战略任务。
194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恨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