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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