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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他的报告并进行讨论。8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起，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474。＇
鉴于国内政治形势正处在剧变的新夜，为使全党对于这种变化，在精神上有所准备，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向全党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提高警觉，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等国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在内，都反对投降、分裂，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对时局持悲观估计和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19日）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之多；密令第3战区顾祝同部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第5战区第21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力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役降。”“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必须“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强调：“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要求“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556页。＇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9日）电”，答复何、白“皓电”。
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4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上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同；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为了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在重庆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间，他和董必武、叶剑英多次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张申府、梁漱溟、张君励、左舜生等商谈时局，阐明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同时，还访问了国民党一些元老派人士，井同各国驻华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斯特朗等进行广泛接触，详细介绍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抗日的事迹。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编印各种传单和小册子，在桂林、西安等地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
“佳电”的发表和周恩来等所做的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的严正立场，并且是有诚意的，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对后来皖南事变爆发时社会舆论的向背有着重大的影响。
11月15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明确指出：“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自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的安危。“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边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要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的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陵至繁昌地段沿岩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但是，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恳言相劝和新四军皖南部队准备北移的实际行动，反而认为“佳电”所取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态度为软弱可欺，竟步步进逼。
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8日）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重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施展哄编的一着。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这一天，是4年前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获释的日子。约见开始，蒋介石就对周恩来说：“连是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他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倒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十六年，我们何尝不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他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右，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