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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