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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是否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发生。我自己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才有这样的
事情。在美国，就可能在一个家庭之中有不同国籍的人在内——意大利司机、
英国家庭教师、瑞典护士、德国女仆之类的。这就引发了我‘猜测’的腹案
——也就是说，我像导演为剧本选角色一般，把每一名旅客在阿姆斯壮这个
悲剧中派上一个角色，结果呢，不仅非常引人入胜，而且令我极感满意。
“我心中将各位的证词反复检讨了一番，也发现了几项奇特之处。先拿
麦昆先生的证词来说吧。我第一次跟他问话，是百分之百的满意。但是，在
第二次，他却说了一些很令人起疑的话。当我告诉他我们找到了一个提及阿
姆斯壮绑票案的小字条时，他说：‘当然了——’之后停了下来，又说：‘呃，
我的意思是——那老家伙也太粗心大意了。’
“但是，现在，我可以感觉到那并不是他本来要说的话。假设他原先想
说的话是：‘当然了——，是烧了的！’这样的话，麦昆早就知道有这么个
字条，而且是经过焚毁了的——也就是说，他若不是凶手，至少也是共犯。
好了，这是有关麦昆的。
“我们再来谈这位男仆。他说他主人乘火车旅行时有服用安眠药的习
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罗嘉德昨晚会服用安眠药吗？他枕头下面放的自动
手枪指出男仆说了谎话。罗嘉德昨晚是有意要保持警觉的。不管他昨晚服了
什么药，他自己是不知情的。那么，是谁下的？显然不是麦昆就是这名男仆。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一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虽然相信他对自己身份
的指证，但是说起他用来保护罗嘉德的实际方式，可就相当地荒诞不经了。
唯一真正能保护罗嘉德安全的方法只有两个：在他房间里一同过夜，或是置
身于一个可以监视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唯一说得很真切的是：这辆列
车上其他车厢中的人是不可能谋杀罗嘉德的。只有伊斯坦堡至卡莱的这节车
厢上，才有这种可能。这点，在我觉得是十分怪异而不可解释的事实，现在
我们姑且不细谈这一点。
“各位也许现在都已经知道，我曾偶尔听到戴本瀚小姐与阿伯斯诺上校
交换过的几句话。我心中感到好奇的是阿伯斯诺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与她的
关系相当亲近。但是上校与她按说是前几天才认识的。我也了解上校这一类
型的英国男士——即令他与一位小姐一见钟情，他也会很有风度地慢慢进
展，而不会贸然行事的。因此，我认为阿伯斯诺上校与戴本瀚小姐早就熟识，
却基于某种原因故作陌生人的模样。另一个小节是戴本瀚小姐似乎对美国人
常用的‘长途电话’一词十分熟悉。但是戴本瀚小姐却对我说她从不曾去过
美国。
“再看另一位证人，侯伯太太。她告诉我们她躺在卧铺上无法看清通往
隔壁的房门是否栓上的，因此她曾请奥尔森小姐替她看过。各位——如果她
的房间是二、四或十二号等双号房间，那么她说的就一点不错，因为这些房
间的门闩是紧装在门把手下方的——但是像第三号这种单号房间，门闩是安
装在离门把手很高的上方的，因此完全不可能被她挂在门把手上的大手提袋
挡住的。如此我不能不怀疑侯伯太太是在有意捏造一件全然不曾发生的事
情。
“现在，我要谈谈有关时间的问题。我认为：这只表面被砸碎的手表真
正令人起疑的一点，该是它放置的所在——罗嘉德的睡衣口袋里。这是一个
最不适当且最不可能放手表的地方，特别是卧铺床头原来就安置了一个特为
挂手表用的‘钩子’。因此，我确信，那只表是有人故布疑阵，刻意放在口
袋中的。那么，命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的时分了。
“那么是否发生在稍早呢？正好在差廿三分一点的时刻呢？我的朋友波
克先生基于一声将我自睡梦中惊醒的喊叫，而支持这种说法。但是如果罗嘉
德服了有人给他下的安眠药，他是不会喊出声音来的。如果他能喊得出来，
他就该可以自卫而有所挣扎，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死者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我记得麦昆曾两次（第二次还是相当冠冕堂皇的呢）特别指出罗嘉德
不会说法文。我的结论是这所谓的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刻，是完全针对我开
的玩笑！任何人都可以看穿这个手表的把戏——这是侦探小说中常有的噱
头。他们认定我应该看穿这个把戏，也就会自作聪明地认为，罗嘉德既然不
会说法文，那么我在差二十三分的时候所听见的话语，必定不会是他说的了，
那么罗嘉德该早已经死了。但是我确信在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罗嘉德该
仍然在药力之下在床上昏睡着呢。
“不过，他们耍的这个噱头倒是奏了效！我的确开了房门朝外头看了。
我也真正地听见了有人用了那句法语。即令我当时愚蠢得没有意识到那句话
的重要性，至少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麦昆可以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他可以说：‘抱歉，白罗先生，那不可能是罗嘉德先生说的。他不会说法文。’”
“那么命案发生的正确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谁刺杀他的呢？
“我的看法是——而这也是一种看法——罗嘉德是在非常接近凌晨二点
的时分遇害的，也是医生能提供我们的最晚时刻。
“至于是谁杀他的嘛——”
他停住了，注视着他的听众。他可真不能抱怨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每
一只眼睛都盯住了他。那份寂静，就是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他缓缓地继续解说：
“令我感到最奇特的是，要证明车上任何一名旅客单独涉嫌，似乎是极
端困难的事；再者，每一项证词所举出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均来自在我看来
是最‘不可能’的人了，这点，也未免巧合得太离谱了。因此，以麦昆先生
与阿伯斯诺上校彼此间所提出的不在现场的互证，就显得非常不可能，因为
他们两人先前根本不认识。同样情形也发生在英国男仆与那位意大利乘客之
间，还有那位瑞典女士与英国小姐之间也如此。我就问自己：这就太特殊了
——他们怎么可能都卷在里头呢！
“但是，各位，我终于看清楚了。他们的确是都有份的。这么多与阿姆
斯壮绑票案有关的人，同时出现在同一班火车上，若说是巧合，非但难以令
人相信，也是不可能的。这绝非机缘，而是早经策划的。我记起了阿伯斯诺
上校谈起过由陪审团审判的话。陪审团是由十二人组成的——这车上正好有
十二名乘客——而罗嘉德身上也是被刺了十二刀。此外，一直最令我费解的
问题——伊斯坦堡至卡莱车厢中，在这种季节竟挤满了旅客——也有了答
案。
“罗嘉德在美国逃脱了法网的制裁，而他的罪行却是千真万确的。我可
以想象得到有十二个人自组了一个陪审团，并且判了他的死刑；又由于事情
的无可挽回，他们被迫大家担任执行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假定之后，现在的
案情就一清二楚地全部就绪了。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巧夺天工的策谋，每一个人都摊派了各人应演的
角色。在这种安排之下，果若有一个人单独涉嫌，另外一个或多人的证词可
以为他或她洗脱罪嫌，且进一步使案情更加混乱。哈德曼证词的必要性在于
若有外人涉嫌在内，这人就提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据。伊斯坦堡车厢中的旅客
是不会有风险的。他们全部证词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事先设计好的。事实上，
这整个的案情就是一盘精心设计的拼图游戏，每次找到一片新的线索，就使
破案更加深了一层困难。正如我的朋友波克先生所说的，这个案子简直是不
可能得近乎神奇了！其实，这正是作案的人要留下的印象。
“那么此一破案论点，又能解释什么呢？有的。拿死者身中的刀伤来说
——每一处都有不同的人刺下的，那些假造的恐吓信——我说假造，是因为
并非真实的，而是写下来用作证据的（当然啰，的确有真的恐吓信警告罗嘉
德小心他的性命，但是已被麦昆焚毁且以这些假造的恐吓信来代替）。至于
哈德曼所称的受雇于罗嘉德一节，当然也是彻头彻尾谎言。那项神秘的‘瘦
小、深肤色、有女人声音的男人’的描述，也是一项为了方便而捏造的。因
为第一，这种描述不至于将任何一名真正的列车长拖下水；其次，无论对男
人或女人都可以派上用场。
“再说刺杀的方式，第一眼看来虽然的确离奇，但仔细想通了，就会知
道这是最符合情况的一种方式了。匕首是一种任何人——力气大的或弱的—
—都能用的凶器，而且也不会有声音。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是我猜想是每
一个人轮流自侯伯太太房中穿入罗嘉德漆黑的房间里刺了一刀的！没有人知
道到底是那一刀真正致了他的命。
“罗嘉德可能在他枕头上发现了那最后一封恐吓信，焚烧得相当周密。
只要没有指向阿姆斯壮绑票案的线索，绝对没有理由怀疑车厢内任何一名旅
客。那样就可以被认作是外人作的案；而那个‘瘦小、深肤色、有女人声音
的男人’也可认作的确有一名或多名旅客看见他在布拉德下了火车！
“我不知道一群共谋者，在发现火车耽搁下来而使他们这一步计划无法
实施时，是怎样采取应变措施的。我只能推想，他们一定是作过磋商，然后
决定照原定计划行事。不错，这样一来，一名甚或所有旅客都会涉嫌，但是
这种可能也早经预料且准备了应对方法的。唯一得添上的工作是将情况弄得
更为复杂混乱一些。于是，两点所谓的‘线索’就被安置在死者的房间里了
——一项是将罪嫌箭头指向阿伯斯诺上校，（因为他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充实，
而且他与阿姆斯壮家的关系也最难指证）；另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