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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两年后出版日译本，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其仍作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重要书籍为人们广泛引用，显示出了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8年病逝。 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的一部主要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结果引起了巨大反响，成为文化人类学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从整体结构上把握日本文化，以及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比较方法等，也是值得借鉴的。当然，该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如忽视历史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未必做到了对对方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近年来中日之间各种摩擦增多就是一个明证。为了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可缺少。修正文库将《菊与刀》这部名著与日本数百年来的绘画名作联在一起，是为了理论与体验并行，知性与感性同在。其作法之大胆，投入之勇决，读者亦不可不知。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引言（图）
五百罗汉图 明兆 绘
美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弄懂的。这个对手不断地发展壮大，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与我们全然不同，西方公认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自从日本开埠以后，我们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又”之类的句式。比如，当我们说日本人彬彬有礼时，总想加上“但是，他们又很蛮横高傲”；我们说他们冥顽，附带一句“但是，他们又能适应激烈的革新”；我们说这个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他们忠诚宽厚，又心存叛逆，一肚子怨恨；他们做事情完全只考虑面子，但又具有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受到机器一般的训练，但有时候非常不服管教，敢于犯上作乱；他们倾慕西方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所有这些描述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但是——它们千真万确。 菊花与刀，两者构成了同一幅画。
第一章 战时的日本战时的日本（1）（图）
维摩居士图 文清 绘
每个民族都有关于战争的信条，其中有一些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比如：什么情况下要全民总动员，局部失利的时候如何重拾信心，战死者与被俘者的某种稳定比例，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在西方国家的战争中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文化源头。日本发动战争的理由几乎与美国相反，他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完全从另外的角度出发。美国认为是轴心国的侵略导致了战争，他们在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毫无道理地欺压弱小，他们践踏“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法则，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惯例。日本则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日本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统一，平定了内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99。5％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邻邦——中国。“大东亚”共荣圈里都是黄种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后是英国、俄国，从这一地区清除出去，使圈内各个民族“各得其所”。世界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明确自身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日本民族创造力的表现，是最符合其心声的神圣抱负。 对于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与美国人想的也不一样。它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拥有广阔疆土，军备实力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些差距，有足够的办法让差距不起作用。日本人从他们的一家大型日报——《每日新闻》上，读到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 “是的，物质是必要的，但物质不可能千年不变。只有精神才能代表一切！”报纸上不断出现这样的字眼。即使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对意志力的信仰与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之间的交战。”在美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念叨：“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当日本在塞班、硫璜岛吃了大亏的时候，他们托词说，这是因为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精神战斗力；而早在日军炫耀其伟大胜利的那几个月，早在珍珠港之前，这种口号一直起到了进军战旗的作用。19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在名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实不足忧，吾皇国民于物质何惧！” 当然，日本其实也担心其真实军力不够用。在整个1930年代，国民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偷袭珍珠港那年，国民收入有将近一半被用在陆海军的军备上。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17％。但是，大舰巨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犹如武士的佩刀，质量象征的是他的内在道德品质。 战时的日本把这套信仰发挥到了极致。 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4个字。他们的飞行员以自杀方式撞击我们的军舰。在民间，日本当权者也推行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小时，又被夜间的空袭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弥补一般老百姓的营养短缺。他们说：“当然，也许会有人说，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上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部下陆续返回，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极其苍白，但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长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