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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生来说，死亡是一个确切的技术概念；在法学家看来，死亡是一个简单的身份变化；但是，对于死亡的人来说，死亡就意味着他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3科学与人类的未来
这个论断可能显得严峻，尤其显得弄错了对象：人类依靠科学在宇宙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科学不仅使我们能够逐渐征服世界，还能预先确定我们理解世界的极限，为什么要将我们社会的危机和错误都归咎于科学呢？
因为科学不是人类社会的众多活动中的某种分泌活动，科学这个程序本身就是我们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区别的标志。
动物会偶尔碰巧发明了一种有效的举止行为，高级动物却能够将这种行为固定下来，成为整个群体的遗产，然而由于无法理解产生这种有效性的抽象原因，它不会把这一次成功作为跳板去获得下一次更大的功。动物行为学家们的著名例子就是生活于日本小岛上的一只母猕猴伊茉（Imo）；据现场研究人员的说法，1954年的某一天，这只猕猴发现将土豆放在海水里洗一下后味道更加鲜美。其他的猕猴逐渐开始模仿它的这个举动，时至今日，用海水洗土豆已经成为该猕猴群的一种习惯。但是把这种进步作为一个“发现”来介绍是在玩弄辞藻：这是一种偶发性的文化演变，类似于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在基因复制过程中的突然变异后，为人类带来的有益的新机能。
人类自己有意识地进行演变。人类有能力构思一种超越变化表象的活动机制，一个揭示历史演变的过程，因而人类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和改变周围的世界。
将人类的真实行为简化为对几个想像参数的同时作用的认识或理解，就是科学研究机制的中心所在。设想在我们周围的表层空间中存在着一个我们称之为“空气”或“气体”的物体，我们用一些诸如体积、气压和绝对气温等间接参数来描述其特征。我们注意到，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气体”物质的前两个参数即体积和气压除以气温所得的商恒定不变。我们利用这个事实制造出为人类服务的机器，所有这一切就是科学，当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密不可分。因为机器是理论实践的结果，但是多数情况下人类只是按照社会对机器的需求来发展一种理论并提出制订该理论所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仅仅是出于言语的方便才把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全部活动隔离开来，科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正如社会是科学之母，是科学的原动力一样。因此把一方的缺点归罪于另一方并不公平。
人类的智慧在物质和精神领域取得了重重胜利，然而智慧的指导也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无能为力、失败和毁灭，两者之间有着突出鲜明的差距。我们是否应该承认与人类地位密不可分的科学活动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呢？我并不想在这里告诉读者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问题的可能的答案，而是希望通过对一些有关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事例的分析来使读者进一步明确这个
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会谈到某些圈套，一些无论是什么主题都可能使我们的思考掉入其中的圈套：词语的圈套、数字的圈套以及将我们周围或我们想像的“物体”分门别类所造成的种种圈套。科学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捣毁这些陷阱；可惜对科学表象的滥用常常导致我们加速地掉进了这些圈套。
第二部分以阐述科学的真正角色为宗旨，科学不是回答提问，而是想出一些确切的问题。
最后将会提及某些可以减缓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逆转目前的走向灭亡之路（科学进步就是一个动因）的必然（不过，自然而然，并不充分的）突变。
圈套
我们的思想逐步成型，我们的智力通过与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等其他人的接触形成并丰富起来。他们培养造就了我们，有时出于无意地，他们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智力反射影响了我们个性的形成。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重新质疑的时期；我们摒弃了所学的某些思想，反驳了某些被动接受的观点；在进行个人分析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态度；我们有意识地摆脱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根源。
不过这种重新研究通常并未触及我们用来进行思考的工具本身。然而这些工具的形式对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却比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更大。例如数或者类的基本概念是与其全部的特性和处理程序一起被灌输进我们的头脑中的；词语的描述以及连接词语的语法规则被内化，因此不仅影响到我们谈论事情的说法，甚至还影响到我们看待事情的观点。这些工具很早就被吸收到我们的头脑之中而几乎未经过严格的审核。我们习惯性地使用它们，几乎不太留意这些工具令我们的思考所产生的小变化。它们的确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忘掉它们的使用条件，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可怕圈套。下面3个章节就是对这些工具的考证和审核。
第二章 数的圈套等级的圈套
数的圈套
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各种连绵起伏的感觉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头脑逐渐被锻炼得可以把这些感觉分类，用我们赋予物体的群、类等一些有限的概念，来代替我们所感知的对象的无穷无尽的变化。
这种活动大致以随机性的选择为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节重点阐述类别的圈套），自然地促使我们使用尤其是用“数”来描述每类物体的特点。在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里，“数”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它促使我们思考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否有些过头。 我们就是从数开始学习“科学”的，亦即学习一篇关于宇宙的最不精确严密的讲话。有了“数”，我们就拥有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工具，不仅可以排序，还可以毫不含糊地使用一些规则从其他的数中找到一个数。但是这种有效性里包含着一些我们必须警惕的圈套。
等级的圈套
所谓的“自然”数集合里面包含着一个与“更大或更小”问题相对的顺序，这个顺序就是我们所能设想到的一切顺序的参照数。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给这些对象排序的唯一条件就是让全部的研究对象与全部的“数”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我们给每个对象赋予一个数值，并且是唯一的数）。但是，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唯一的参数把我们掌握的所有对象的全部信息归纳概括之后，才能加以运用。当我只使用这样的一个摘要来描述相关对象的特征时，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对象A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对象B？”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与这两个对象相关的数XA 和XB。因为，对数字而言，“大于或等于”的问题具有某种含义。
如果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些人或人的集合，那么就可以确立一种大于关系，条件是我们必须明确把数赋予人或人群的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出无限的分配方案。比如，使用已经确定的技术来测量每个人的体重P、身高T、年收入R和他的智商QI智商在法语中缩写为QI。——译注，然后赋予他一个根据这4种基本参数计算所得的数值X，数学家的计算公式如下：X=f（P；T；R；QI）；如果XA＞XB，那么A＞B。
很显然，这样的表达式极其危险，因为它有可能推导出一个对象之间的高低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在我们随机性地赋予研究对象一些数值时才真正存在。
当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认识足够精确，精确到承认如果我们不依靠一个唯一的表达参数就再也无法描述其特征时，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将这些对象划分等级的能力。只要我们一考虑假定不能缩减为唯一数的两个参数时，那么由于选择函数的原因，高低优劣的问题就失去了一切含义。比方说，如果我们用收入和智商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A、B两人的收入分别为RA和RB，智商分别是QIA和QIB，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唯一运算就是比较两人是否相等：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和智商同时相等，RA=RB，QIA= QIB，我们就可以列出A=B的表达式。 如果其中的某个等式并未得到验证，则A与B“不等”，A≠B，但是两者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的高低关系。
当我们把一个数与另一数作比较时，不等关系就意味着一方高于另一方；当我们进行一些集合对比时，不等关系则只具有差异的意思。
这不是一篇伦理道德的辩护词，而是出于逻辑的需要。不考虑它就是违背常理，可惜我们的教育没有很好地提醒我们，使我们避免犯这种有违常理的错误。
这种最不容置辩的违反常理的典型范例与人和人各不相同的事实相关。从遗传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成对基因的组合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在遗传学上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的出现概率为零（同卵生的双生儿除外）。除了这个遗传差异之外，还有每个个体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各种差异。因此，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标准，两个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平等”。这个明显的事实导致大多数人，甚至那些常常被视为杰出人物的人，也得出某些人“优等”而其他人“劣等”的结论。
那些一味地从这些暗含错误的结论中简单推导出的关于人类种姓方面的“不平等就意味着等级”之类的蠢话不一而足。让我们在众说纷纭的各类言语中举其中的一例，这是弗朗西斯克·萨尔塞弗朗西斯克·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1827～1899），法国戏剧评论家。——译注于188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是一篇评论贝尔蒂永贝尔蒂永（A。 Bertillon，1821～1883），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