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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关政治主张分歧方面的。
倡言民权，反对专制，是维新派的基本政治主张。而张之洞却是坚定的封建卫道者，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④，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当他看到《时务报》第九册发表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立即通过梁鼎芬转告汪：“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⑤。第二十三册《时务报》转载严复《辟韩》一文，内有“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等尖锐的反君主专制言词，之洞立即命屠仁守撰《辨〈辟韩〉书》以驳之⑥。《时务报》第四十册刊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文中有“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地，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文句，将慈禧太后等比作夏桀和周厉王，多行不义，必遭流放厄运。张之洞看到后，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及黄遭宪，称梁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于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有责焉，拟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①他还通过梁鼎芬、汪康年等人，警告梁启超“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②。
第三，有损张之洞个人声誉的。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学校》，提及“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影射编练自强军的张之洞本人昏庸无能。之洞阅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③。《知耻学会叙》中讥讽某些洋务要员“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这些言论都有刺激张之洞之嫌，颇令其不快。
张之洞通过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内部对梁启超多方掣时。汪、梁关系恶化，梁启超不甘受其制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愤而离职。自第五十六册以后，《时务报》遂完全为汪康年等操纵，腔调大变。第六十五册上刊载汪撰《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隐然攻击康、梁“肆其鼓簧”，又极言称颂之洞“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据钱恂向汪康年透露：“南皮言第六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快。”①当时有人评论道，“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②这话只说对了前一半。所谓“人心解体”，指的是粱启超与汪康年的交恶。但这实质上是梁所属的康有为维新派集团与汪所属的张之洞洋务派集团之间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将其视为“新党人心解体”，实有混淆泾渭之嫌。
不过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裂痕虽已显露，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③，在大局未定，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助借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断然抉择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大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帝党认为之洞是”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④；袁世凯上奏，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⑤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言于总署曰：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①实际上，光绪皇帝确实将张之洞列为入廷枢以主持维新的首要入选。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南皮张制军，久已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今春上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今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粱，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②之洞晋京辅翊新政，确因翁同龢从中作梗未果，但将此事说成“守旧大臣”“百计阻尼”，则不尽然。事实上，调之洞晋京正是由极端守旧的著名顽固派徐桐（1819—1900）保奏，并经慈禧太后同意的。此事足以证明张之洞当时确是帝、后两党同时瞩目的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随后召见康、粱，又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理新政③。慈禧太后则针锋相对，于光绪帝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即迫令帝党核心人物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1836—1903）为直隶总督，掌握畿辅兵权，准备用武力镇压维新派。正当变法运动进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推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精心之作《劝学篇》①。七月，黄体芳之子、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1854—1908）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发送各省督抚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共达两百万册，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劝学篇》洋洋数万言，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之洞本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对此，本书将另辟专章加以讨论。这里仅就《劝学篇》对维新派变法理论批评的公开化、《劝学篇》推出时机的选择、以及此举产生的后果作一简析。《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有如一柄两刃之剑，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因噎而食废”，”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另一方面又批评维新派“歧多而羊亡”，“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这一宗旨在全书结构上便充分体现出来。“《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但十分明显，两面作战的《劝学篇》的主要锋芒所向，是维新派及其变法理论，张之洞斥其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认为三纲五常是万世不易之本：“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兔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①他攻击维新派“忘亲”、“忘圣”，”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对比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之洞对所刊维新言论的干涉多通过委婉曲折方式进行，或通过汪康年转致责难，或委托屠仁守、章太炎著文驳议，《劝学篇》公开、激烈地直接抨击，正表明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变化之剧。张之洞不早不晚，在维新运动的成败关键时刻作《劝学篇》，三月草撰，七月进呈，在时机选择上也颇工心计。他从来就不是与维新派一心一德，但却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显然有利用之心。而当变法进入实质性阶段，新旧两派，帝后两党即将最后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目的在“预为自保计”，“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②正如辜鸿铭说：“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③张之洞预为自保的招数果然有成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对维新派深恶痛绝，严令通缉首犯康、梁，必欲捕杀而后快。对于支持过维新运动的官员，也严加惩处，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其至对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仍“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但与维新派瓜葛颇深的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劝学篇》表达的内容，均为张之洞的一贯思想，包括对于维新派的尖锐批评。这里不存在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等等“投机”行径。张之洞的工于心计，也仅限于公开表明自己根本政治态度、与康、梁划清界限的时机选择上。他从来就不是维新派，而是开明的、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其思想是自成系统，一以贯之的。《劝学篇》是其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体现，而绝非其思想发生巨变的标志。有人认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①此说描述了张之洞思想轨迹的外观，却不尽符合张之洞思想内核的实际。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亡命日本，之洞却保住了原有地位，并日显上升之势。双方关系终至决裂。“康党专欲与鄙人为难，……康党所开之日本清议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澳门知新报三种，猖厥已极，专以诋毁慈圣及鄙人为事。总之今日沿江沿海无人敢昌气声罪，撄康之锋者，昌言攻讨者独鄙人耳。”①张之洞积极参与对维新党人的迫害。他屡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称“《清议报》系康粱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