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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解释。”
给警察总部打了几个电话后（也有人说，这些警察遇见并认出了正在附近“散步”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这些认真的警察发现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件根本不需要被看见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和平地，满肚子狐疑地收队。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伙子向他们眨眨眼：“也许以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也许。”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个社区里再打１００报警电话的公民都被告知，他们应该关上窗户去睡觉。还不仅仅如此，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特拉维夫艾伦比大街上那家最时髦的男装店老板发现，近来嬉皮士的服饰走俏，—连两天，已经有十好几个小伙子光临他的店，清一色地要买蓝色牛仔裤和特大特肥的皮夹克，尽管他们看上去没有那么胖。开头，老板还很负责任地一再向他们解释，那个尺码实在是大得离谱了。但当一个个的小伙子又走进来要这套打扮时，聪明的老板觉出来事情有点蹊跷，这些人是想干点什么事，反正不像是要再成立个甲壳虫乐队。但还没容他打听出个端倪来，就有一个地区安全部门的官员来通知这位聪明人，只管闷头发财，不要操心太多的事情。
１９７３年４月１日，愚人节。一位３５岁的比利时人吉尔伯特·雷姆勃德来到了春色迷人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他叫了辆出租车，开到了沙滩饭店，—家挺朴素的旅馆，开了个房间，准备在这个中东的巴黎疗养上几天。几个小时后，一位西德游客迪埃特·奥特努德也住进了这家饭店。这两人看上去谁也不认识谁，甚至从没在饭店走廊里遇上过。但他俩的度假方法好像差不多：雷姆勃德喜欢整天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上走走，看看景色，特别喜欢沿着海岸边走。而奥特努德除了也喜欢没完没了地看街景外，还钟意钓鱼，特别是喜欢在达佛海滩岸边那几个他选好的点位上钓。
过了５天，沙滩饭店又来了三位新客人：比利时人查尔斯·布萨德和两位英国人安德鲁·维希洛、乔治·埃德尔。同一天，贝鲁特的大西洋饭店还来了一位有点麻烦的英国人安德鲁·梅希，一个典型的英伦岛上的人，每天都要絮絮叨叨地向服务生问上好几遍天气，不过他给小费倒是满大方，这一点不像英国人的风格，却不难让人接受。这样一来，他对当地天气的一大堆问题也就不那么惹人烦了。
这６个外国人都租了又结实又耐用的车：３辆别克云雀，１辆朴利茅斯客货两用车，１辆勇士和１辆雷诺。
事情还得从１９７２年德国“慕尼黑事件”说起：
１９７２年，奥运会正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行。９月５日，凌晨４时，奥运村外八个穿着运动服的身材魁梧的男子，拎着蓝白色的阿迪达斯运动包，翻进了运动员居住区６英尺高的铁丝栅栏。虽然有人看到了他们，但包括保安在内都以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晚上溜出去找德国姑娘刚回来。
这几个人悄悄走进以色列代表团住地，从运动包里取出几支苏制ＡＫ－４７自动步枪，装弹上膛，然后将万能钥匙插进了１号房间的门锁。房间内，摔跤裁判古特弗罗因德闻声醒来，起初他以为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从外面回来了，他有晚归的习惯。但门后面低声传来的阿拉伯语，立即让古特弗罗因德醒过神来。他飞身扑到门上，死死地顶住正在被推开的门，一面大声向室友们叫喊：“有危险！”其他人立刻砸碎了窗户，但这时八个恐怖分子已经挤开门冲了进来，只有举重教练维亚从窗中逃了出去，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４名没来得及逃脱的运动员被枪口紧紧逼住。
尽管恐怖分子又是拳打脚踢，又是许诺自由，但运动员们拒绝说出其他代表团成员住在哪个房间里。恐怖分子决定搜查３号，这时摔跤教练摩西·魏因伯格刚好从外面回来，恐怖分子想把他制服，但这个大块头的摔跤教练一拳就把他们放倒一个，一名恐怖分子开枪把他打伤，暂时将他制服。经过这么一场争斗，恐怖分子漏掉了２号、４号和５号房间，只抓住了３号房间里的六名运动员。当他们把人质从３号房间押回１号房间时，轻量级摔跤运动员祖巴里突然向前飞跑，恐怖分子向他连开数枪，但这个小个子在高低不平的庭院里左躲右闪，安然逃脱。带着枪伤的魏因伯格乘机猛击一个恐怖分子的头部，打碎了他的上颌骨，这个家伙昏了过去，旁边的恐怖分子立即将一串子弹打进了魏因伯格的胸膛。
被押到１号房间的举重运动员鲁马努想在恐怖分子把他们绑起来之前，和队友砸碎厨房的窗户逃出去，但没能做到。他从厨房抄起来一把菜刀砍在一个恐怖分子的脸上，但另一个恐怖分子从他身后打来一梭子弹，将他齐腰打成了两段。恐怖分子们刚刚喘了口气，突然黑暗中一个血淋淋的躯体向他们扑来，他们着实吓了一跳，竟忘了马上开枪。身负重伤的魏因伯格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又打倒了一名恐怖分子，用菜刀砍伤了另一个人的胳膊，然后才因头部中弹而身亡。
这伙恐怖分子的头目，穆罕默德·马萨哈德喘了口气，望着被７．６２毫米枪弹打得遍体鳞伤的房间和死尸，望着手无寸铁的九名运动员，得意地向他的伙计们笑了笑：“黑九月又打了个胜仗。”
“黑九月”是由少数热衷于恐怖活动的人组成的一支“特种力量”，它组建于１９７０年。那年的９月６日至９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的巴解派别连续劫持了四架飞机，有３架飞到了约旦，上面有３００名人质，劫持者要求用以交换在瑞典、英国和西德关押着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行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叫约旦得罪尽了人。因此，约旦国王侯赛因下令动用军队，将设在约旦的巴解总部和巴解武装驱逐出境，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９月。一些极端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成立了一个名为“黑九月”的组织，意欲对约旦进行报复。１１月，“黑九月”的枪手将约旦首相刺死于开罗希尔顿饭店的台阶上，两个星期后，又在伦敦枪击了约旦驻英大使。
“黑九月”很快将枪口转向了以色列。１９７２年５月，四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把一架比利时民航客机劫持到特拉维夫，准备交换３１７名关在以色列狱中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营突袭了飞机，击毙２人，生擒２人，反使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增加到了３１９人。随后，“黑九月”把战场转移到了慕尼黑，从而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两名逃出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从意大利和南朝鲜代表团的住处报警。而马萨哈德正等着警察来听他开价：“以色列军政府”必须立即释放２３４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名单已经用英文打好。德国人也得放德国“红色旅”的头目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走人。上述要求必须在上午９点前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就要撕票。此外，在两国放人后，还要派三架飞机将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将在那里释放人质。
几千公里外，以色列被这记闷棍敲得头昏眼花。总理梅厄夫人急忙召集阁员商讨对策。这位“以色列的老祖母”原先喜欢把部长们叫到她家里开会，她给大家炖点鸡汤，边喝边商讨国事，她的内阁因而又叫“厨房内阁”。但这回她显然没有这个心情了——恐怖分子给他们端上来了一大碗胆汁。
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以色列内阁决心坚持那个著名的、铁一般的原则：绝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让步，否则只会让恐怖分子干得更起劲，然后开出更加异想天开的价来。在西德总理勃兰特打来电话时，梅厄向他表明了以方的立场。但实际上，老祖母还是惴惴不安，她立即派摩萨德（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局长扎米尔将军带上局里的专家赶到慕尼黑了解情况。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还向德国人提出，以色列国防军可以派特种部队去西德，用以色列人的方式把问题解决掉，但波恩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这个建议。
德国人在谈判——他们倒不在乎放掉巴德尔和梅因霍夫，而且一上来就讲明了这一点。尽管以色列的强硬态度叫人为难，德国人还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拖延局面，一些高级官员，包括一名联邦部长、奥运村村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长还提出愿意用自己交换人质，但马萨哈德对他们不感兴趣。谈判时限被一推再推，到了晚上９点，“黑九月”成员终于降低了要求，只要一架客机载他们和人质去开罗，在那里，如果以色列仍不屈服，他们将处死运动员。
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已达成共识，绝不允许恐怖分子离开西德。德国人有自己的方案：当恐怖分子走向波音客机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狙击手的瞄准镜内，在有利地形埋伏下高手，扣动扳机，如此而已。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一个美国人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评论的：“德国警方接下来的表现真的可以写一本作战教材，题目叫做《如何搞砸一次人质拯救行动》——西德警方狙击手使用的是单发的狙击步枪，没有军队的支援，而恐怖分子则装备着自动武器（就是说，每人每分钟可以打出１００发子弹）和手榴弹。狙击手们缺乏夜战训练，更有甚者，当时给狙击手作的战前简报中，竟说恐怖分子只有两名。扎米尔将军向德方提出了他们那个警察部队存在的问题，但德国人没有接受。那个夜晚，注定将令摩萨德的局长永生难忘”。
当晚１０时２０分，两架西德军方的贝尔２０５型直升机从奥运村将恐怖分子和人质运往慕尼黑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那里有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７２７在等着他们。与此同时，德国狙击手们也进入了作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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