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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我神经紧张——喝了太多浓茶，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是正对着主舱，即是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怀亚特夫人每晚十一点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呆到黎明，等他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显然，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
第六部分：长方形盒子（1850年）长方形盒子（1850年）（3）
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寻远，最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盒子！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盒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那盒子，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拒绝我的。它的分量微不足道——没一点儿分量——根本没分量。看在生您的母亲的份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您的灵魂得救的份上，我恳求您，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盒子！”
有那么一会儿，船长似乎被画家恳切的祈求打动了，可他恢复了严厉而镇定的态度，只是说：“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听见了吧，否则你会弄翻船的。别动——抱住他——抓住他！——他要跳海！瞧——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
船长说话的当儿，怀亚特先生实际上已经投身入海。因为我们还处在失事船只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力量抓住从前索条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会儿功夫，他已经爬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冲下了船舱。
第六部分：长方形盒子（1850年）长方形盒子（1850年）（4）
那一刻，我们已被刮到了船尾，远远出了避风区，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摆布。我们竭力想要划回去，奈何小船像是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就看得出，不幸的画家厄运已到。
很块，我们就离失事船只越来越远了。那个疯子（我们只能这么想他）出现在升降梯上，一个人把那长方盒子拖上来，力气大得惊人。震惊之下，我们死盯着他，看他飞快地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盒子上绕几圈，然后在自己身上绕几圈。转瞬之间，他和盒子都在海里了——立刻就消失了，再没有出现。
我们悲哀地停止划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离开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到后来我忍不住提起话头。
“船长，你注意到了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么？那不是很不同寻常么？坦白地讲，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盒子捆在一起跳进海里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船长回答道，“而且会立刻沉下去。他们很快会再浮上来——不过要到盐融化了以后。”
“盐！”我喊了出来。
“安静！”船长说，一边指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有了适当的时间，我们再谈这些事。”
我们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不过老天庇佑了我们，像庇佑大救生艇上的同伴一样。经过四天的痛苦挣扎，我们最终半死不活的在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登陆了。我们呆了一个星期。打捞沉船的人待我们不坏。后来我们搭船去了纽约。
“独立号”失事后大约一个月，我在百老汇邂逅了哈迪船长。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海难，特别谈到了可怜的怀亚特的悲惨命运。我因此得知了以下详情。
艺术家为他自己、他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订了舱位。他的妻子，正像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是个非常可爱、多才多艺的女子。六月十四号的早晨（我第一次上船的那天），那位女士突然得病去世了。年轻的丈夫伤心得快要发疯了——可是情况紧急，他无法推迟去纽约的行程。他必须把心爱的妻子的尸身带给她的母亲，而另一方面，世人的偏见又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和一具死尸同船而行。
进退两难之际，哈迪船长做了安排，给尸体部分涂上了防腐香油，同大量的盐一起打包放在尺寸合适的盒子里，然后作为货物运上了船。女士的死只字未提。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已经为妻子订了舱位，就必须有什么人在旅程中假扮她。很容易就说服了已故女士的女仆来做这事。特别包房起初是为这个女孩订的，那是在女主人活着的时候，后来就让它空着了。当然，每天晚上，这假冒的妻子就睡在那间房里。白天，她尽她所能地扮演她的女主人——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的乘客中没有人见过女主人的庐山真面。
我的错误很自然是由于过于粗心、爱管闲事、脾气冲动。不过最近，我夜里极少能睡得安稳。无论怎样翻来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