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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有三个特别客舱的门卡上写着他的名字；再对照旅客名单，我发现那是他为本人、妻子和他的两个妹妹订的。特等客舱相当宽敞，每间有两个铺位，是上下铺。当然，铺位很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四个人要订三个特等客舱。彼时彼刻，我的心灵恰好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对琐细小事异乎寻常的好奇。尽管心怀羞愧，我还是承认，当时，我确实对那间多余的客舱做了种种荒唐拙劣的推测。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我依然一门心思想去解开这个谜团。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的——因为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之后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的行李，”我自言自语道，“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姐姐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
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一份歉意。“怀亚特夫人有点儿不舒服，他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次日，我从旅馆去码头，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无奈中，只得回家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最后总算等来了，我立即赶上了船。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姐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我承认，我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多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不能完全相信画家朋友对女性的热烈赞扬，否则我会更加震惊。话题一旦牵涉到“美”，我很清楚，他总是很轻易地就进入纯粹完美的理想胜境。
事实是，我不得不说，怀亚特夫人绝对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即使不是丑的要命，我想，也差不离了。不过，她身着盛装，品味高雅——于是我确信，她必定是凭着思想和灵魂的持久魅力俘获了我朋友的心。她几乎没说什么话，很快就和怀亚特先生一起进了客舱。
我原先的好奇心又浮上心头。没有仆人——这个确定无疑。于是，我就看有没有额外的行李。过了一会儿，码头上来了一辆马车，载着一只长方形的松木盒子，这似乎就是大家要等的东西。盒子一到，我们就起航了，很快安全穿过沙洲，驶向大海。
如我所言，那只盒子是长方形的，大约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半宽；我打量着它，尽可能做到精确仔细。盒子的形状很特别，我一看见它就为我的准确猜测自得不已。您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那位画家朋友的额外行李应该是画，起码是一幅画。我知道，他已经和尼可雷诺会谈了几个星期——这只盒子的外观看，里面装的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据我所知，这幅 《最后的晚餐》是由小鲁比尼于佛罗伦萨仿绘的，一度为尼可雷诺所有。我认为，关于盒子的疑问解决了。想到自己如此敏锐聪明，我窃笑不已。怀亚特对我隐瞒他的艺术秘密，这还是头一回。他显然是想出其不意，从我的眼皮子底下偷运一幅好画去纽约，还指望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决定好好挖苦他一番，好让他从此以后长点记性。
不过，有一件事让我很心烦。这盒子没送到多余的包房里，而是放在了怀亚特自己的房间里。它几乎把整个地面都占满了——这无疑让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很不舒服，尤其是盒子上还用柏油或者油漆龙飞凤舞地涂上了大写字母，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在我的感觉中特别令人恶心的气味。盖子上漆着如下字句——“阿德莱得·柯蒂斯夫人，阿尔巴尼，纽约。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运。此面向上，小心轻放。”
第六部分：长方形盒子（1850年）长方形盒子（1850年）（2）
我明白，这位阿尔巴尼的阿德来得·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不过我把这个地址看作是画家向我瞒天过海而故意制造的玄虚。当然，我断定，盒子和里面的东西抵达我那孤傲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工作室后，绝不会再向北行。
起初的三四天里，天气相当不错，只是顶着风，因为海岸刚从视线里消失，我们就转向正北方行驶了。由于天气很好，旅客们兴致都很高，乐于彼此交往。不过我得把怀亚特和他的妹妹们排除在外。他们举止僵硬，我不由觉得，他们对同船乘客很粗鲁。对怀亚特的行为我不以为然。他甚至比往常还要阴郁——实际上他孤僻得更厉害了——不过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可他的两个妹妹也这样，实在让我琢磨不透。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把自己关在包房里，尽管我一再力劝，她们仍坚决拒绝同船上的任何人打交道。
怀亚特夫人则随和得多。我是说，她挺爱闲聊的；在海上，爱闲聊可是值得大力推荐的。她同大多数女士打成一片；而且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她还毫不含糊地向男士们卖弄风情。她总是‘逗乐’我们。我说‘逗乐’——不知道该怎样说清我的意思。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发现，怀亚特夫人被讥笑的次数远比大家同她一起欢笑的次数多。男士们对她几乎不置一词，而女士们很快就断言她是“好心肠的家伙，但相貌平庸，极其无知，粗鲁不堪”。最让人费解的是，怀亚特先生怎么会同她配了对儿，简直是落入圈套。一般来说都是因为钱财——可我知道，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怀亚特跟我说起过，她没带给他一个子儿，也指望不了能从其他渠道得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了爱情结的婚，只为了爱情，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当我想到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坦率承认，我感到了无法言喻的困惑。他会不会是丧失了感觉？我还能怎么想呢？他，如此优雅、聪明，如此挑剔，对缺陷异常敏感，对美无比狂热！固然，这女士看起来很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一再引用她那“心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的话。这使她显得特别可笑。 “丈夫”这个词似乎永远——套用一句她本人的妙语——永远“停泊在她的舌尖上”。同时，全船的人都看得出，他以最明显的方式回避着她，多数时候把自己独自关在船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一任妻子自由自在，尽情尽兴地在主舱的乘客中间肆意取乐。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下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无常命运，抑或是突发奇想，在狂热而古怪的激情的支配下，艺术家被蛊惑了，娶了个丝毫配不上他的人。随之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迅速产生厌恶，而且很彻底。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但却做不到因此而完全原谅他对《最后的晚餐》那桩事的隐瞒。我打定主意要进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了甲板上，我像往常那样挽着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溜达。他的忧郁看起来一点都未消退（我觉得处在他的情况下，这很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便挤出几句来，也抑郁得要命。我斗胆说了一两个笑话，他试图微笑一下，可是比哭还难看。可怜的家伙！——想到他的妻子，我怀疑他怎么有心情强装笑颜。我决定针对那长方盒子展开一连串的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好让他慢慢明白，我可不上他那点玄虚把戏的当。第一步是揭开伪装，露出冰山一角。我说了一些诸如“那盒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眨着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我那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反应，让我立刻确信，他疯了。起初他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俏皮话；然后，话里的含义像是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的眼睛渐渐地越睁越大，简直突出了眼眶。他满面通红——紧接着又苍白得吓人——再接下来，他像是被我暗示的东西给逗乐了，令我吃惊地放声狂笑起来，越笑越凶，一直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咣”地一下直挺挺地摔倒在甲板上。我奔过去扶起他时，发现他已经和死人毫无二致。
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这只是说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事。
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