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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每级学堂都开设有相应的军事训练课程，并且大学学成之后必须服役，这样出来的读书人天然就是文武一身，将来任官之后，又如何再会有歧视自己“同学”的念头。文武真正的不分家。
某种程度上，广东现在已经是周士相的“试验田”，并且走在了各省前头。甚至可以说，广东正在源源不断的为周士相提供人材，将来，这些人必然是维护周士相，维护太平军利益的重要力量。使得日后的中国，不会人亡政息，使周士相后继有人。
不过，现在，广东方面还远不能提供周士相需要的庞大人材。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周士相不急，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将来的人材队伍打下基础，为他们扫清前路上的障碍。
彻底提高武臣地位，在中央层面确立武臣权力，全面压制旧官僚，进而彻底淘汰他们，就是这次周士相宪令改制的最终目的。只是，他不曾想到，郭之奇竟然不反对改制，但却提出周士相须尽快与长公主完婚，看其样子，若周士相不答应，他是绝对不会支持宪令改制的。
郭之奇的态度很坚定，他知道，周士相需要他的支持。哪怕，这位手握大军的齐王殿下就是想篡位，也要脸上有块遮羞布，他不会直接弑君自立，那样的话，不论他的功业有多大，史书上总有抹不去的污点。
郭之奇当然清楚，一旦改制，那么今后朝堂上将尽数都是太平军出来的人，而这些人，显然就是周士相篡位的最坚定支持者。但他无法反对，大都督府未经朝廷同意就成立这件事，让他没有选择。便是他强烈反对，发动一切力量阻挠周士相，结果也不过是南镇大牢中的囚犯更多而矣。
郭之奇选择避让，选择拖延，哪怕改制是一颗毒药，他也得将它吞下，因为他需要时间联络在外诸王。
让周士相和长公主完婚无疑是郭之奇的拖延手段，也是保护定武帝的最后手段，也或许是保住大明朝的最后手段。
“陛下那里似乎有悔意。”
周士相有些头疼，他苦笑一声。他不是不愿意和淑仪成婚，只是自从连城壁死后，定武帝对他就越发不满，不然也不会让淑仪回去，更不会至此罢朝。而军情司在宫中的眼线也屡次证实，皇帝陛下不止一次流露过悔婚的意思，要不是司礼监潘应龙和陈皇后那里苦苦相劝，只怕性子颇是冲动的定武帝早就一道诏书送到镇江来了。
“只要殿下不负公主，陛下那里殿下尽可放心。”
郭之奇说这件事由他和皇帝说，只要周士相愿意成婚就行。周士相不想自己的婚事成为政治的筹码，虽然他很喜欢“小哑巴”，并且子嗣问题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正如宋襄公所言，周士相如果没有一个继承者，对于太平军而言，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哪怕再雄材大略，没有一个继承者，终究是一场空，甚至于死后都不得安宁。
周士相如果不想自己现在努力的一切因为他的死，因为他没有儿子，而瞬间崩塌，那他就必须马上成婚，娶一个名正言顺的“主母”回来，生下一个可以让部下们放心的继承者。
郭之奇对改制的支持，无疑十分重要。周士相虽然有能力绕开他，以“武力”进行改制，但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拥立的大戏。
江南陆军大学校场上的那一幕，周士相不认为是一次偶然，而是必然。
军情司的调查表明罗伦等人并非受人指使，但这让周士相更加意识到，“黄袍加身”恐怕已经不再是自己能够阻止得了的。伴随着镇反扩大化和军队整编，军中渴望自己称帝的呼声已经再难以强压下去。
如果称帝有利于这个国家向前推进，周士相不会反对。这次朝堂改制，固然是为了扩大太平军在朝堂影响力，定下这个国家未来的基础，但不可否认，这也是周士相为后人留下的制度。
他创造出了这个制度，也将亲手将这个制度留给自己的继承者。他不想让自己的子孙有朝一日走上断头台，限制君权，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安全保障。只要这套制度在，他就不必担心自己的子孙会头脑发热，想要大权在握。
周士相答应了郭之奇，只要定武帝同意，他将在下月初进京和长公主完婚。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章 元清非中国
郭之奇回京之后，周士相原想渡江到扬州去视察江北方面收容流民的情况，不过却接到了广东巡抚廖瑞祥请辞广东巡抚的奏疏。
周士相甚是担心，以为廖瑞祥染病，不能任事，这才请辞，因此想着是不是将廖瑞祥接到江南来养病，他记得这位当初因为“反诗”下狱待斩的老人家乡就是浙江绍兴。
去年宋襄公就曾得过急病，着实让周士相担心了一阵。现在廖瑞祥再生病，亦让他焦虑不安。
周士相是念旧之人，宋襄公和廖瑞祥是他起兵之后一直依重的两位文人，现在一为两广总督，一为广东巡抚，替他打理着广东这个大后方，任劳任怨，不可谓不尽心。不管二人中的哪一个出了事，周士相都心中难安。
可是打开廖瑞祥的奏疏后，周士相却愣了一下，旋即很是讶然。因为廖瑞祥请辞广东巡抚，并非身体原因，而是他坦承自己追随周士相数年，已然厌倦每日置身于大量政务之中，故而不想再当官，而是想做学问。
廖瑞祥所言的做学问，乃是提出由他组织人手重修《元史》。
这还真是一门大学问。
不过周士相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元史》早在明初就已编修完成，何必重修？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而且修史可不是什么清闲事，实是一件浩大无比的工程，廖瑞祥放着好好的巡抚不做，却要以年迈之身投入这项大工程中，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相较修史，巡抚要处理的政务，那恐怕是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了。
周士相困惑无比，但当他仔细看过廖瑞祥的奏疏后，眉头却深深的皱了起来。
许久，他放下廖的奏疏，但脑海中思考的仍是这份奏疏所提到的大问题，一个大明开国之初就被刻意淡忘或者说忽视的大问题蒙元非中国，焉能为其修正史，视为中国正统王朝。
廖瑞祥认为当年太祖洪武皇帝起兵之时乃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将蒙元视为胡虏，檄文有言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那么建立在“驱逐鞑虏”基础上的大明朝便是继承宋王朝的正统地位，而蒙元乃是外来政权，根本不能视为中国传统王朝，因此明初所修《元史》存在重大失误，必须重修，将元朝视为辽、金、西夏等异族政权，而非大一统的中国传统王朝。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廖瑞祥拿如今已是太平军军歌的《红巾军歌》举例，歌中直言“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而明军是红巾军的组成和继承者，那么显然，在明军眼中的蒙古人乃是胡儿，一个胡儿创立的王朝，却被推翻他们的汉人王朝视为正统，并且还修史祭祀他们的帝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廖瑞祥认为这绝非太祖皇帝本意，因为太祖皇帝在赐高丽国书中直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夏泼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又在赐日本国书中言：“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竟。凡百有年，孰不与愤？”？
赐占城国书言：“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
赐爪哇国书言：“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
洪武年间颁行天下的振兴文教诏书更是言称：“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
在明军大举北伐时，太祖皇帝又在《谕中原檄》中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廖列举了很多洪武年间的诏书，向周士相证明太祖皇帝一直是将蒙元视为胡人，夷狄的。但为什么明初还要修元史，承认元朝为中国正统王朝，祭祀从伏羲到忽必烈的16个中国帝王，又祭祀包括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佬温等蒙古将领。
这个问题周士相也奇怪，堂堂正正推翻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明朝，为何在立国之后反而会承认他们推翻的对象，将明兴元亡视为正常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一开始的种族反抗。
两者结果是一样，但本质却完全不同，改朝换代相较汉民族因为百年压迫而奋起反抗，性质上可是天地之别，是严重淡化了汉族所受的苦难，是美化异族侵略者。
廖瑞祥对此的理解，是文人的错，儒教思想的错。在他看来，主修《元史》的那帮文官，骨子里和奋起反抗的明军将领不一样，他们对蒙元是亲近的。在明朝讨伐元军的过程中，有大量汉人只尊元朝为正统，拒不承认明朝合法性。
如元朝户部尚书张昶，被太祖皇帝软禁之后就接受了明朝官职，可此人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与元朝暗中勾结，后来事情败露，太祖皇帝派人审问，张昶竟然不慌不忙的写了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又如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蒙元大将王保保，他帐下也有个名叫蔡子英的汉族官僚，此人对元朝忠心耿耿。蔡子英被明军抓获，然而却誓死不降明朝，也不向朱元璋下跪，反而日夜大哭，思念元朝旧主。
便是如李善长、刘基、宋濂等开国文臣，对蒙元也都是持肯定而非否定。整个朝廷的文臣集团都是这个态度，太祖皇帝又能如何。只有承认了元朝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