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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发现“隐矿脉”那些日子里，我相当瞧不起那些出版商——现在，我崇拜他们，真想给他们磕头。每周二十五美元——它好象是一笔横财——一大宗财产，一笔来路不正的、过分慷慨的钱财。但一想到自已经验不足，难以胜任那个职务，我惊喜的心情又低沉了下来——紧接着，在这上面，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我拒绝这个职位，马上就得寄人篱下，乞讨面包，对于一个从十三岁以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等耻辱的人来说，这种事必然令人作呕。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太平凡了。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了，所以，我诚惶诚恐地去做了编辑。要不然，我会拒绝的。需要是“冒险”之母。我一点也不怀疑，那时，就是有人出钱叫我翻译希伯莱文的《犹太法典》，我也会答应下来——尽管信心不足还有点害怕——为了钱而尽力在里面搞些花样。
我来到弗吉尼亚，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涯。我是个衣着古怪的地方新闻栏编辑，坦率地讲——没有外衣，戴顶耷拉草帽，穿件蓝羊毛衫，裤脚塞在靴筒里，胡子垂到胸前，一把万能海军左轮吊在皮带上。但我弄了套更象基督徒的装束，去掉了左轮枪。我没有任何机会杀人，也从来没有想干那种事的愿望，原来佩戴那东西只是为了随便，也免得没有那东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遭人非议。但别的编辑和印刷工人都带左轮。我请求主编兼股东（我把他叫作古德曼先生好了，既然任随什么名字都一样）就我的职责作些指示，他叫我到全城各个角落去，对各种各样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把得到的消息记下来发表。他还说：
“决不要说‘我们得知’如何如何，或‘据报道’，‘据传’，也不要说‘我们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钻到核心里去，挖掘事实真象，然后说，‘它是如何如何’。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你的报道。绝对无懈可击的消息才能给报纸带来最稳固，最有价值的声誉。”
这就是全部锦囊妙计；时至今日，每当我看见某记者的文章开头就是“我们认为”，我就会怀疑他是否竭尽全力去采访过消息。尽管我讲得这么头头是道，我当地方新闻栏编辑时并不总是照这样做；当消息不足时，我也时常让想象去占事实的上风，我绝对忘不了第一天当记者的经历。我在城里逛来逛去，盘问每一个人，打搅每一个人。发现人们一无所知。五小时过去了，笔记本里仍然空空如也。我告诉了古德曼先生，他说：
“在既无火灾也无审讯的淡季，丹常常从干草马车那儿弄到新闻。有没有从特拉基河来的马车？如果有，你可以再提一提关于干草买卖的事情，你明白。尽管它不会耸人听闻，也不会激动人心，但可以拿来发表，有点商业味儿。”
我到城里四处打听，看到二辆破破烂烂的旧马车从乡下驶进城来。我充分利用了这辆车，把它弄成了十六辆，把它们从十六个不同的方向拖进城来，写成了十六条不同的新闻，精心描绘了一个弗吉尼亚城前所未有的干草骚乱。
这事很鼓舞人心。它在报纸上占了满满两栏，我就接着干了下去。不久，生意又开始不景气时，有个亡命徒在酒店里杀了个人。我们又快活起来。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为一件小事如此高兴过，我对那杀人犯说：
“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今天为我办了件大好事，我永远忘不了你，如果长年累月的感激能够对你有所补偿的话，我愿永远感激你。我遇到了麻烦，在我眼前似乎一片黑暗，意志消沉的时候，你高尚地拯救了我。从今以后，请你把我算作你的朋友吧，我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就算我真的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心痒痒地想这样说。我如饥似渴地搜寻细节来描述了这次凶杀案。写完后，我只觉得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人们没有把我的恩人当场吊死，那样，我就好把他写上绞架了。”
接着，我发现一些移民车辆开进广场的宿营地，我了解到他们最近经过了凶恶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旅途相当艰难。我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条消息。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其他报社的记者们在场使我受到严格限制的话，我会加进去些特别的东西，使那段文章有趣得多。我终于发现了一辆继续前往加利弗尼亚的马车，对车主进行了一些荒唐的盘问，从他简短而粗暴的回答中，我得知他次日就要离开，绝不会留在城里给我找麻烦，我就抢在各家报纸的前头报道了这件事。我记下了他那一车人的名字，把他们统统弄进已经被杀或受伤的人的名单上。这下子可以笔下生花了，我把这一车人弄来同印第安人厮杀了一场，这场厮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消息又占了两栏。早上，我读完后，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我心中推测，消息，激动人心的消息，正是报纸所需要的，我觉得，我对于提供这类消息具有非凡的天赋。古德曼先生说，我同丹一样，是个好记者。有了这样的评价就足够了。在这一评价的鼓励下，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报纸的利益需要的话，我可以提起笔来把所有的移民都杀死在大平原上。
第四十三章
我的朋友波格斯——学校成绩报告——波格斯还我老账——弗吉尼亚城
不过，当我更加熟悉了业务，学会了利用消息来源的时候，我就不再大量地求助于想象力，但却可以得心应手地填满我的专栏而不会引人注目地偏离事实真相了。
我和其他报纸的记者交了朋友，互相交换“老主顾”，以减少工作量。“老主顾”就是永久性的消息来源，如象法庭、金锭银锭统计表、石英矿选矿场的赢利情况，以及法庭审讯等。因此大家都随身带着一切，我们每天都去采访一次，这个部门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个“老主顾”了。当时有几家十分活跃的报纸。在同行中，我的劲敌是《联合报》的波格斯。他是个优秀记者。每三四个月，他会小醉一回，但总的说来，他还是个小心谨慎的酒鬼，尽管他随时准备小小地收拾一下他的对手。在有个方面他总是比我强；他能每月搞到公立学校的成绩报告单，而我却不能，因为校长讨厌《企业报》。有个下雪的夜晚，学校成绩报告单即将公布，我走出门去，十分可怜，还不知道怎样去把它搞到手。不久，就在离我几步远的那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碰到了波格斯，便问他打算到哪里去。
“去搞报告单。”
“我陪你去。”
“不行，先生。我将来再给你作解释。”
“随你便。”
一个酒吧的跑堂提着壶热气腾腾的潘趣洒走过来，波格斯贪馋地闻着酒香。他眼睁睁地盯着那个跑堂走上《企业报》社的台阶。我说：
“我希望你能帮我弄到那个学校的消息，既然你无能为力，我只好跑到《联合报》社去，等排好了版，看他们能否给我一份清样，尽管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晚安。”
“慢着。我倒不在乎弄到报告后和孩子们多坐一会儿，让你抄一份，你愿意跟我到校长那儿走一趟吗。”
“这还算象话。走吧。”
我们踏着深雪走了两条街区。弄到了报告后又回到我们的办公室。这是一份简短的文件，一会儿就抄完了。在我抄写的时候，波格斯自个儿品尝着潘趣酒。我把原稿交给他，又一起出去采访，因为听到附近传来枪声。我们不失时机地弄清了全部经过，这是一起在低等酒店发生的谋杀事件，公众开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然后我们就分了手。凌晨三点，我们把稿子付印的时候，照常举行消遣音乐会，因为有几个印刷匠是好歌手，还有几个是顶呱呱的吉它和手风琴那种可恶东西的演奏家。这时《联合报》的老板进来，询问有没有人知道波格斯和那份成绩报告单的稍息。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然后全体一起出动去寻找那个玩忽职守的人。我们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他，他站在桌子上，一手拿盏马灯，一手捏着成绩报告单，正在向一群醉醺醺的科尼什矿工们发表长篇演说，抨击有人极不公平地把人民的钱浪费在教育事业上，而成千上万诚实勤劳的工人们却渴望得到威士忌，”（狂热地喝彩）。他已经和那些人纵饮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把他拖回家，放到床上。
自然，《联合报》没有刊登学校成绩的报道，波格斯却怪罪于我，尽管我没有任何意图或希望不要他的报纸登这则消息，同时也和别人一样为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而感到遗憾。
但我们还是十分友好。下一次公布成绩的那一天，吉内西矿的老板给我们派来一辆轻便马车，请我们下去采访——这是个极普通的请求，只要有人派马车来，我们总是乐意接受这种请求的，因为我们和别人一样喜爱旅行。我们按时到达“矿山”——它只不过是地下的一个九十英尺的洞，除了抓住轱辘上的绳子下去外没法进去。工人们吃饭去了，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把大块头的波格斯放下去；所以我只得衔着一支没点燃的蜡烛，把绳头打了个套，脚蹬在�